潘文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主任
无论人类的科学技术多发达，商业资本多富有，现代人（modern human）至今仍承袭着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自私和眼光短浅的天性，通过繁殖与扩张迅速膨胀了自己的种群。在大肆掠夺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和毁坏自然生态系统导致成千上万个物种灭绝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困境：正在穿越生存瓶颈。
一、人类的生存瓶颈
当20世纪的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使人口爆炸了。1900年世界人口数量只有12亿，至1999年增加到了62亿，这种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目前全球人口数量即将达到70亿。人口多了，消费也就多了。
科学家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来衡量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占有的生产性土地及浅海面积。2000年的一个研究报告对52个国家或地区“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表明，包括澳大利亚、巴西等17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有盈余；但包括美国、新加坡等35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则呈赤字。如果按全球的年人均“生态足迹”计算，1993年的“生态足迹”赤字为-0.7公顷；1999年的“生态足迹”赤字则上升到-0. 8公顷。这预示着地球的承载能力正在迅速趋近极限。如果按当前美国人的消费水平，那么70亿人将需要4个以上的地球资源；假如世界上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素食者，仅留一点点粮食给家畜家禽，那么全球的14亿公顷可耕地能维持约100亿人的生存。
有一份关于人口发展的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率，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44亿；如果生育率下降到2.1或更低些，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89亿；人类正在自觉利用各种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世界人口在本世纪末的数量将介于90~100亿之间。假如土壤侵蚀和地下水抽取按当前的速率发展下去、江河湖海等湿地的污染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继续朝过度消耗的社会发展，那么人类的食物短缺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善待自身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子孙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能否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这需要看人类能否在21世纪穿越生存瓶颈。
二、尚未完善进化的现代人
古生物学家把智人（Homo sapiens）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约出现于20万年前）。
早期智人，由于脑子还较小（颅容量只有1150ml），种群数量也很少，使用简单的工具；他们在捕食其它动物的同时，也遭受其它食肉动物的捕食。因此早期智人对当时的生物多样性不构成威胁，而是与其生境中的动植物协同进化。
大约在距今6~10万年前，智人在进化的道路上跃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脑的发育（颅容量已经达到1500ml）能制作出新的更精细的工具，被称为晚期智人。随着种群的增长和使用先进工具而大大地提高了捕猎效率，从此人类正式拉开了对其它生物进行斗争和破坏生物圈的序幕。
距今6万年前，当澳大利亚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便一直生活着许多巨型陆生动物，如体重达到80-100公斤不能飞的恐鸟（Genyornis newtoni）；大小如犀牛的巨袋鼠，小汽车那么大的独角陆龟等等。但在距今5.3万年前，第一批晚期智人迁入澳洲大陆之后不久，那些独特的巨型动物便几乎都无一幸免地被猎杀而消失了。
距今1万年来的晚期智人称为现代人。历史记载了现代人仍承袭着晚期智人的本性，一直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充当着杀手的角色：
● 1500年前，新西兰的殖民者不出100人，竟在很短的时间内杀灭掉16万只恐鸟。
● 1200年前现代人才首次登上马达加斯加岛，不久后岛上所有10公斤以上的动物便都消失了。
● 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来形容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的觅食行为：沿着食物链一直吃下去，先吃味美的大型食草动物，再吃凶猛的食肉兽，接着连行动敏捷的小动物也不放过。
上述3个例子表明，从6万年前开始至今，从晚期智人至现代人的杀戮本性没有改变，一旦被他们占据的伊甸园很快便成为屠宰场。
现代人为什么会以如此无知和鲁莽的行为对待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其根源需要我们追溯到人类本性的深处。这种本性是从旧石器时代直接继承下来的。近十万年来，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小的亲戚和朋友的圈子里，那些为了短期目标奋斗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吃得更饱，寿命更长，也能生育较多的后代；而选择长远的人生目标的人，则需要一种天生就有的无私精神，它也有机会在人群中世代相传，但就人类演化的目前阶段而言，其DNA的突变及得到环境选择的时间还太短，使那些具有长远目标及无私精神的可贵品质还无法在种群水平上集中地形成。因此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秉承着智人祖先的本性，还是一个进化尚未完善的相对不变的物种。
三、寻找最佳的保护方法
最近30年来，我领导北京大学的科研小组，通过集中研究三种中国独有濒危动物的求生策略，并根据它们所在地的自然历史和人类社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保护它们及其栖息地(habitat)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使它们得以逐渐走出困境，逐步恢复正常的生存状态。
A.只有保住秦岭的森林，才能保住秦岭的大熊猫
通过集中研究，准确找到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natural refuge)”，由国家下令停止砍伐森林并拨款安置林业工人；不断建立并扩大自然保护区(natural reserve)的面积及至恢复整个秦岭南坡的荒原面貌，帮助保护区周边百姓依靠自力更生使生活跨上新台阶。
1984年进入秦岭南坡正在伐木的林区，研究“环境—大熊猫—人群”的复杂关系。
1988年，我们有两点重要发现：
⑴秦岭中段南坡的力然力，使海拔1350m的等高线成为“森林生态系统”与“山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山区农业开发去被限制在此等高线之下，因此在此等高线之上宽广的中—高上地区便成为大熊猫等数十种野生动物“自然庇护所”。
⑵虽然当时人类以森林工业的方式越过了分界面进入野生动物的“自然庇护所”，由于长青林业局能遵照国家的森林法进行采伐，维持了森林的永续利用并保证林业职工的就业，因此我们提出了乌托邦式的主张，让“大熊猫和人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和睦相处”。然而至1993年，长青林业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采用了极其野蛮的生产方式，几乎把秦岭的木头统统砍光，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有可能从此断送掉大熊猫的未来和山区人民的希望。我们必须背水而战，其胜负将在秦岭主嵴的原始森林中作出最后的决定。
1993年10月我们致信国家领导人，请求制止秦岭的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数日后，朱镕基副总理批示：“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1994年5月长青林业局全线停止采伐；1995年成立了“长青自然保护区”。我庆幸这一部分大熊猫或许有可能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
1996年秋天，我结束了在这里长达12年的研究，当路经位于山区农业与蛮荒世界叉口上的华阳镇时，看到这个曾一度因作为木材集散地而喧闹的小镇，如今街市上竟空无一人，所有商铺、旅店、饭馆、邮局都关门闭户，我的喜悦心情一下子蒙上了一丝忧伤和焦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2010年，我们发现那个曾经遭受砍伐蹂躏的秦岭南坡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自然生境(natural habitat)和人类社区都得到了复苏：
① 中—高山区的森林系统得到了恢复，象征着不受人类束缚，代表了荒野面貌的大型野兽，像大熊猫、羚牛(takin)、金丝猴(golden monkey)及豹子(leopard)等动物，已经能够在针阔叶混交林(mixed needle and broad-leaved forest)和针叶纯林(needle-leaved forest)的自然庇护所中自由活动；
② 中山下部的人类社区也在复苏，华阳镇的农民通过种植药材、饲养土特产动物和经营生态旅游使生活跨上了新台阶，建起新瓦房，供孩子读大学；
③ 长青自然保护区已经发挥其生态服务(ecological service)的功能，向周边人类社区免费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北京大学的研究者们继续研究如何在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起生境廊道(habitat corridor)，让南坡连接成为一个广阔的整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大熊猫及秦岭山地的森林系统和其中的生物多样性，使其长久地维持着野性的面貌，作为自然遗产地(natural heritage)留给世界人民。
秦岭26年的研究经历中我所得到最重要的启示是：自然保护运动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单靠少数人的热情和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把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力量整合起来才能付诸实践。
B.先让老百姓过上温饱的生活，白头叶猴种群才会有希望
在贫困的弄官山区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在提高贫穷百姓生活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1996年，我们为了寻找白头叶猴（white-headed langur; 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最后的种群，来到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弄官山区，研究“人口、土地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是一片被喀斯特石山(karst limestone hills)环绕的贫瘠土地，自然生境遭到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春天见不到植物开花，田间找不到蛇和青蛙，但老鼠很多，白头叶猴濒临灭绝。同时我们发现，土地开垦达到了极限，农民每年对薪柴的砍伐量大大超过了植物的生物量（biomass）。人们除了拥有这一小片救命的土地便一无所有了，在新增加的人口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陷入到“贫困—开荒—偷猎”的恶性反复循环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弄官山区自然保护的关键，首先必须依靠政府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才可能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弄官山区贫困状态的消除，首先是依靠地方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农作物品种，用种植甘蔗取代原先的水稻、杂粮而增加了收入；另一个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举措，是政府拨款帮助农民修建了沼气池(biogas digester)，使他们从此不需要再上山砍柴。从2005年开始，由于植物不被砍伐而能够完成开花→结籽→萌发出实生苗(seedling)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因此山区开始呈现出葱郁的景象，自然生境迅速进入到恢复阶段，树多了，鸟类、蛇类和各种食肉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随之害虫及鼠类数量减少了；农民在甘蔗地里不用或少用农药，不单洁净了环境，投入的成本也减少了，农民把原先用于砍伐和打猎的时间转移到对农作物的细心耕作上，因而收成也就提高了。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小组也通过海内外朋友及民间组织的支持，帮助农村社区修建乡村医院、小学、饮水工程和其他一些新农村建设的小项目来改善村寨百姓的生活质量。经过14年的努力，弄官山区重获生机：北热带季雨林(North tropical monsoon forest)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步恢复；白头叶猴的数量从原先只有96只（1996年），增长至660多只（2009年）；弄官山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300～400元/年，增加到2009年的1500～1600元/年，目前已经有大约30~40%的农户把节余的钱用来修建新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以替代祖先留下的土坯茅草屋。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报道过这里的情景“拯救了一片村庄，保护了一群叶猴”。顺便说一句，我们主要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有了地方政府及百姓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意料不到的时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好结果。
“弄官山区重获生机”的例子，对于居住在拥有42%广西国土面积的喀斯特石山区中的11个少数民族的2500万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参考的价值。
C. 力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对保护中华白海豚（Chinese white dolphin）及其赖以为生的三娘湾浅海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科学家—企业”的真诚合作。
在历史上，中华白海豚曾一度主宰着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大片浅海海域。但仅仅在最近的30多年间，它们就被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红皮书列为“极危物种（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综观已经发表的关于这个物种的生物学信息，目前生活在广西钦州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最后一个健康的、有希望的地理种群（local population），同时它们也正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我们的研究内容是“海洋、海豚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
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决定着这个中华白海豚种群及其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的命运：
①大风江及三娘湾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就是此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健康。
②北部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就是此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压力。
④ 北部湾经济建设的强度必须有封顶，自然保护才会有保底。
我们主要围绕钦州市的海域内对中华白海豚进行不间断的研究；而在保护工作方面从伦理学开始的。我们研究发现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的分布核心区就在钦州的三娘湾，同时这片海域时至今日所蕴藏的生物多样性仍然极其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但是它又面临着各种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钦州市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区正处在大工业、大港口、大养殖、大旅游的建设热浪中，2004年我们发现三娘湾地区也被规划为工业开发区，预示着未来的工业废物势必会把三娘湾当作为垃圾桶，也必将断送掉中华白海豚的未来。我们向钦州政府提出建议，为了长远的利益需要修改经济发展规划的蓝图，2005年政府修改了整个工业发展规划的布局，将有可能危及三娘湾潮间带生物多样性的工业区从东部浅海沿岸向西移动至西部深海区的海岸。
2009年初我们向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反映：已经列入计划要在大风江修建的造船厂，有可能改变自古以来就形成的生态学秩序而对中华白海豚和这片海域构成不良的影响；这年秋天张书记告诉我说“这个可以引进38亿人民币投资的造船厂项目已经被取消了”。
一家海外投资的纸浆厂也接受我们的建议，主动把已经通过国家环评的排污标准，再增加约3亿元人民币购入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将排污标准提高到接近零排放。
上面的这些事实让我们明白，在发挥“政府、科学小组和社会企业”的合力作用解决问题时，明智的伦理抉择可以统一认识——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做。我对钦州的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充满了希望，一个在可持续文明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钦州社应当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有经济增长的社会才是完善的社会；有渔业生产的渔村生活才会是幸福的生活；还有能够激发人们智慧和灵感的中华白海豚自由地巡游在蔚蓝的海面上，北部湾才能成为一个安全的海湾，我们子子孙孙幸福快乐的生活也才能得到保障。
四、结束语
30年来，我们投身到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自然保护运动之中，促使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明白了“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必须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
促使我们看世界的观点开阔了——从自身的利益扩大到民众的利益；从本民族的利益扩大到全人类的利益；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扩大到子孙万代的利益。
促使我们做事的方式更积极了，体会到单靠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只有用真诚合作的方式才能把为大众服务的理想付诸实现。
我们所得到最重要的启示是：现代人正在迅速觉醒，依靠明智的伦理抉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可以为自己绘制出可持续生存的蓝图，并能够谨慎地在21世纪有限的时间内引导自身及其它物种走出瓶颈，保护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和争取人类继续过上较好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