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托•塞迪略：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三边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董事，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北京论坛（2010）。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请我向大家转达他最真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祝愿论坛圆满成功。我赞赏今年论坛的主题，它囊括了关乎我们的星球现在和未来的关键概念。当我们将“文明”、“和谐”、“繁荣”、“行动”、“责任”这些词汇聚在共同指引它们的主题中时，这些词汇传达着我们将其视为时代主题的幸运和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毫无疑问，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上几代人难以想象的发展程度。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将其付诸实现，从而，在本世纪末，当我们的后代看待我们时，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保护并优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其为更多的人所共享。

这项任务非同小可。诚然，我们正处于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不可限量的时代。同时我们拥有惊人的物质和人力结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前所未有的互动、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即全球化，成为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中国现在的经验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矛盾的是，全球化在推动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保护并强化既得成果时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

全球化使得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比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拥有更多机遇，同时也有更多风险。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实现世界的诺言并规避风险。

我们早已意识到国际合作的价值。通过共同的愿景和集体行动，我们过去取得了很多成就。更进一步说，虽然近期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变成21世纪初期的大萧条，但其最终并未恶化为大萧条的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些许的国际协调所能达到的效果。

然而，尽管事实证明合作符合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但是国家间仍难以实现持续充分的合作。这种困难源于国际合作意在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

正如在有关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行动力量的报告中所阐述的那样，全球公共产品追求实现被公认为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性的目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为单独一国所实现或强调的目标，由广泛的国际共识或合法的决策程序所制定的目标。

之所以各国难以获得全球公共产品，是因为下述因素。首先，政府及其公民不愿接受有约束性的国际规则或者拒绝督查他们履约情况的国际监督。换言之，他们视主权界限为固定而不可改变的。并且，各政府和社会有其相异的偏好和更为关注的问题。对于一国或者一个群体必要的公共产品对于他国或其他群体可能并非如此。

其二，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每个党派都会寄希望于他国提供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而自己获利。此外，还有“最薄弱一环”的问题，一个不履约的行为就能破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功，诸如消除传染病的努力。

最后，还有“总和”问题。成功地提供一种特定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确是各参与者的个体努力的总和，比如缓解全球气候变化。

然而，我们在过去也有可能争取到重要的全球或者地区公共产品。在一些情况下，通过按部就班的步骤可以实现协调方案；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在国家愿意合作之前，则造成了重大冲击，乃至巨大的悲剧。各国在混乱重压之下更有可能聚集在一起、采取集体行动。最近的例子就是各国对2008秋季的金融危机的反应。在提议通过G20加强全球经济管理的多年呼声下，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使其付诸实践。

2008年11月15日首次召开的华盛顿峰会准确地分析了此次危机并提出了需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领导人意识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造成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持续性、未充分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充分的结构改革，这些因素导致了不稳定的全球宏观经济。这些发展共同导致了过剩，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市场混乱。”

并且，在全球贸易的确面临崩溃之时，峰会拒绝保护主义、保持全球经济开放性的决议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4月伦敦峰会的最重要成果是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资金拨款，用于在新兴国家遭受金融压力前采取行动。

2009年9月24日至25日的匹兹堡会议同时带来了正面和负面消息。会议指出，在全球经济刚刚复苏的背景下，强调全球不平衡性的重要性。

尽管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对全球不平衡的强调有所减弱，但这仍是领导人的核心关注点。事实上，对全球不平衡的强调促使他们提出了“为了更有力、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框架”。该框架指出，他们将共同努力以确保有利于持续、平衡的增长的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政策，并且将采取宏观谨慎及调节的政策以阻止信贷和资产价格循环成为不稳定因素。”我们可以称这种目的和相关协议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负面消息是：目前，施行领导人所认同的这一框架的途径是徒劳的。

他们接受了“相互评估的合作过程”。这是一种对等考察的机制，并赋予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要的顾问和秘书的角色。

2009年11月7日的G20部长会议的结果使我更确信了途径的无效性。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更多的细节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要求国家至少提交调整宏观经济的持续政策，并且推动各国有利于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贡献。

春季的部长会议和2010年6月26日至27日的多伦多峰会都提出应用这一框架的过程尚不成熟，很难助于为2010年11月的峰会的最终决定提供有力且有效的相互评估和政策建议。

在匹兹堡会议上，领导人执行他们反复所强调的观点的意愿并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最近的多伦多峰会上秘而不宣的、可笑的放弃了他们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目标。所以，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上，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11月的G20峰会之多会提出一系列很好的具有协调性的宏观经济行为，但却不能提出任何机制确保其更有可能付诸实践。对这种担心的确定将是不幸的。

不采取措施抑制使全球经济向关键经济体间的宏观不平衡发展的因素会招致其他的灾难，甚至于更为严重的恶果。使全球经济倾向于对近期危机根源的反思应该足以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拒绝仅将一个单独事件、市场失败、美国（危机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一个国家的政策失误作为危机根源的解释开始反思。持续的重大危机不可能仅由一个因素引发。未被察觉的市场缺陷、监控失利、金融部门的舞弊、房地产泡沫、过剩影响、最大经济体内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亚洲和中东国家过多的国际资源预先储备都是危机发生及影响广泛的背景。

但是，我同其他人一样，相信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一些国家大量举债，而另一些则大量借出，是导致危机的关键因素，并且政策和结构性因素加剧了这种失衡。

事实是，全球经济中的每个关键行为体都在“合作”创造这种已经发生并将持续的代价高昂的混乱。这里的“合作”是消极意义上的合作。现在的问题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一些人现在自我安慰的认为自2007年以来全球不平衡已大大减弱。他们的自我安慰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一改变更多的取决于08-09年的经济衰退，而非任何政策根本变化或者结构性改革。

我们并不难设想，随着赤字的增加，国家在努力走出后衰退时期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的困境，而过多的新兴经济体则坚持带来高增长和经济复苏的出口导向战略，全球不平衡会再次扩大。

更为严重的是，不平衡可能由于错误的原因而不再次扩大。每个关键的行为体都实行针锋相对的战略以应对其认为的竞争对手及其战略，最终，不平衡并没有扩大，却因为经济增长和贸易被破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如何应对？

目前，已经有可能导致最坏情形的证据出现。

不幸的是，中国正处于暴风眼的位置。中国固执地坚持软弱的人民币货币政策以支持其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却以其他经济体的扩展为代价。这种行为正遭他国的诟病。人民币近期的升值已经些许平息了其货币操控和贸易制裁的威胁。

由于某种原因，中国正致力于结构性因素的改正作为阻止巨大的宏观不平衡重现的必要条件。主要是赤字国家过低的存款率，尤其是美国的低存款率。

然而，最近几个月，突然出现了一些针对传说中的始作俑者的相当激烈的思想，而中国成为多数提议中的主要主题。美国国会对中国实行的歧视性进口关税，阻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资本市场限制措施，补偿性货币干涉以扰乱中国自己对外汇市场的干涉，要求中国接受双重汇率，甚至于公然建议对中国进行贸易战，这些都是由明智的人所提出的建议。我们且不论这些建议多数是由认真的人所提出的，其中一些建议可以被视为不实际的、会适得其反，甚至于是愚蠢的。

但是极端思想的激烈性不能被忽视。总而言之，这像是货币和贸易战的战鼓。它可能仅仅是小摩擦，但是分歧也很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流血战争。

从每个国家的角度看，这可能都是一场值得的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各国有更好的选择。正如在古典困境中，问题在于增长的大量过剩和赤字的经济体是重商主义困境中的俘虏。只要他们处于这种困境中，各国的单边行动都有可能伤害其竞争对手，而且使其自身自食其果。

然而，全球分歧是真正存在并且危险的，除非现在的情况彻底改变，否则情势只能恶化。一些金融机构的行动，或者至少是其言论，从日本压制日元到美联储的公告，该公告将通过巴西资本流入的税款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所采取的其他一系列步骤来重新进行数量调整和流通，这些都清晰地带有强烈的单方行动的印记。

我们必须立即缓和围绕全球不平衡的指责和单方反应，因为这是愚蠢的。解决措施在于使G20领导人真正履行他们的言论。他们必须在合理的原则下履行其诺言。所有的行为体在这个原则中都拥有并负责任地扮演其角色，且所有可获得的政策工具都应成为战略的一部分。争论中划分出的两极是无益的——这取决于中国，而非美国；这有关于人民币，而非美国缺乏节俭。我们应该立即抛弃这种争论。

G20所需要的是达成一项“广泛协定”，这份协定应该比他们在匹兹堡峰会上的协定更为具体，且更具综合性。

必不可少的是，他们必须开始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其监督责任的权力的改革。现在讨论该话题过于宽泛，但是请允许我强调，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无论协定看起来是多么的完美和平衡，它都无法发挥作用。

并且，对于促进重新平衡的这一协定关键是，领导人要毫不回避地清晰表明：一方面，赤字国家需要更多的储蓄并且将更多产品销往他国，从而使其有更多的储蓄和增长的净出口量；其二，过剩国家则必须拉动内需，同时减少对他国的销量。

各方必须妥协，共同以合适的速度向正确的方向做出调整。

这些调整必须在必要的条件下进行。对于赤字国家，他们必须消除影响他们发展的大量过剩资本，并且不能不谨慎地危及他们的财政稳定。对于过剩国家，公认的调整不能通过不适当的要求，比如突然压低利率，危及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立即彻底摒弃将对不平衡的调整视为G2（美国和中国）的责任的这一观点。这是错误的、有误导性的。

无论是赤字国家还是过剩国家，在调整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上，每一个经济体不仅有其利害关系，而且有其责任。

这对于德国来讲是一个清楚的案例，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大量活期存款过剩。由于德国被它在欧元区内具有接近于平衡的活期存款户的形象所掩盖，所以，之前这种过剩并未被大量提及。事实是，德国的过剩促成了希腊无节制的消费，支持了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繁荣，为葡萄牙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提供了资金，甚至于使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膨胀。正如并非少数德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适当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德国需要在协定中承诺通过既能有助于纠正全球不平衡，又能加强其欧元伙伴经济复苏的可能性的途径，来减少其大量过剩。

日本是另一个过剩大国，它需要在重新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采取结构性改革使其较少的依赖于外需以促进其经济增长。

这同样适用于具有大量盈余的新兴国家。他们会发现通过内需、从赤字国家吸引更多出口、并在此过程中减少活期账户恶化以重新平衡其经济增长是更健康并且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当然，这种调整必须是协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对于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欲望必须通过大幅度加强的对抗国际流动资产干涸的多边保险来减轻。作为下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的东道国，韩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所达成的明确协议是正确的。

由于非常切实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原因，中国必须努力保持其经济的高增长率。这不仅有利于这个国家，而且对于世界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确有益处的。作为高增长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拒绝在其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上，即其巨大的国内储蓄率，做过度妥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像已经被印证了的那样，作为在最近经济危机中的典范，中国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增长，还需继续贡献于国际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如所有其他重要角色一样，即使在一个促进增长的框架内，中国作为“广泛协定”的一部分，需要适应它的一些政策。这涉及到一个增长的国内投资的组合——接受一些临时的财政恶化和信贷扩张，以及一种人民币的较为动态的调整路径。但是绝不需要达到一些专家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一些富有国家的首都所要求的那种程度。

我坚持认为中国正处于一种幸运的处境，有能力通过增加投资来减少活期账户过剩，这将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中国的增长将更少地依赖于净出口，如果能对现今对于商品交易部门过分支持的畸形进行纠正的话。这些都是通过压缩资本、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资源，最终过分偏置于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所产生的畸形。这种调整可能辅之以政策，以推动非贸易商品和服务部门的生产力。

毋庸置疑，在所有大国当中，美国的平衡举措最难实现。一方面，它必须摆脱现在似乎深陷其中的低增长、高失业的现状；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切实制止和扭转其国家债务的增长。

按照合约的规定，一部分美国经济中存在的疲软现象需要来自过剩国的对其出口的较大需求来拉动。但是可能还会需要比这更刺激的措施。直接刺激国内消费不是明智之举。美国家庭部分的减债必须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存在额外需求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私人投资。其中一些需求将来自出口增加，但是如果将失业率减少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就会需要更多出口。

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看起来是理想的解决办法，短期内可以填补需求的鸿沟，长期来看，可以扩大经济生产能力。新的雇员可以通过临时的减轻工资税而成长起来，最终碳税的交换将会永久的减少。

不用说，这个广泛协定将会付与所有那些公共财政日渐恶化的赤字国家，尽可能谨慎地实行财政整顿。对于美国来说，比起快速摆脱低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这种财政整顿不会那么痛苦，尤其是当美国降低偏见面对活期账户赤字而实施这种财政整顿的时候，通过注入在协约中的国际协调使其成为可能。

我不断地向你们赘述一种可以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的广泛协定将会为每位关键参与者带来什么 ，它因指引出了一条走出重商主义困境的道路而显得更为重要。

我绝对相信，以合作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是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掌控相互依赖关系，使之成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积极力量的试金石。

如果这种合作的方式失败了，那么很有可能解决其他更为复杂，并且将使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的不平衡变得更加困难。仅需考虑那些所谓的富国在世界产出中的比重将从1990年的55%减少到2030年的30%，从现在算起只有20年。单单中国的GDP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在经济力量分配方面的巨大的重新平衡。

和谐与繁荣的持续，不是通过文明间的对抗能达到的，而是需要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坚定的承诺和高度的责任，不仅仅是几个成员的承诺和责任。因此，作为中国的朋友和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成就的真诚崇拜者，我绝对相信，中国将尽自己的努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