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托马斯•狄金森：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在今年的北京论坛上，约 300名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齐聚一堂，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总主题下就具体问题展开探讨。各位与会者必定会在六个分论坛的讨论中发挥各自所长与专业学识。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投入到了历史学研究之中，所以，现在我想从一名历史学家的角度来为今年北京论坛的主题做一些总体性的陈述。

I

历史学家在看待文明的发展与趋势以及和谐与繁荣是否已经实现时，会意识到它们是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事件。当公众看待重要的历史发展，如欧洲文艺复兴，美国、法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时，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重要的发展同某些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时间完成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会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杰佛逊于1776年7月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然而，历史学家会将这个孤立的事件放到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过程中，会思考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长期历史趋势，考虑参与其中、推动或阻碍这一决定的很多人，和这份文件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数以百万计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学家会把特定的事件看成是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涉及整个社会并且经常产生无法预料的，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被人们发现的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会承认重要的历史发展并不简单是已知行为导致的明显和可预料的结果，而是由连当代人都无法全面感知的复杂交错的原因，和后代人都无法完全发觉的结果所构成的。中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恩来，早年曾在法国留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问他如何看待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说：“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这一回答幽默并且谨慎，但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

让我们拿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影响做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北美和西欧的很多政治家和公众都认为民主与稳定和繁荣相关，而且它们相信民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历史学家则会提出一种非常不同并且更加复杂的观点。他们知道民主政府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通向这种政府形式的道路是困难、不确定的，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且这种政府形式的未来在今天来说也并不确定。西方的评论家可能会搬出2500年前古代雅典的民主作为论据，但历史学家会注意到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很多奴隶，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可以声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但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拥有黑奴，他们建立的政府系统在90年后才释放这些黑奴并继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长达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迅速宣布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支持并诞生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法国却迅速退化到暴力和恐怖之中，一个军事独裁者上台试图征服全欧洲，之后的1814到1815年，一个“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忘记”的波旁王朝复辟。在我的国家，政治家和公众把威斯敏斯特议会夸耀得就好像它在存在的700多年历史里一直是一个民主的机关，但实际上只有下议院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它的选民只包含比例极小的成年男性，而且它的权力也极其有限。

的确，争取自由的斗争由来已久，但自由的取得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自己赢得了这场斗争。举个例子，在英国，我们至少可以将限制国王权力的行动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平等派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分子试图使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人民负责。我们可以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90），托马斯•佩恩的《人的权力》（1791-92）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1869）里看到在思想上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有力支持，但是，要寻找实际的改革发生的时间，我们的目光则更要向今天靠近。英国所有的成年男性直到1918才取得投票权，成年女性直1928才取得这项权利。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完全民主选举制度没有一个存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美国1919-1920年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法国在1944年赋予女性投票权，瑞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西班牙则是在1976年。因此与通常所想象的情况相比，民主体制实际是更加现代的产物。此外，理论上还不能说这些民主体制实现了我们全部的民主理想。例如在我的国家，国家元首和上议院不通过选举产生，上议院的席位通过世袭和政府指派产生。北美和西欧国家的任何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指出，他或她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与经常宣传的民主理想还有一定差距。

II

如果我们观察政治体制如何产生繁荣的方式，尤其是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当权者的繁荣，我们还经常发现，北美和西欧的政治家和公众经常认为民主的政府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更加有活力的经济，更广泛地传播了繁荣。尽管现在这些国家的确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历史学家还是会提醒我们不要简单地在民主政体和繁荣之间画上连接符。首先，民主政体来源于经济的繁荣，而不是他们造成了繁荣。只有在已经拥有某些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社会里，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在全世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居住在小村落，进行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他们同外部世界接触很少，他们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环境，而且他们被少数集财富、地位和权力于一身的人所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民主和繁荣不可能实现。只有在社会开始城市化，贸易和制造业充分发展，稳定的金融机构得到建立，人们对服务业，如娱乐、休闲、旅游和文化活动的需求大大增加时，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更加广泛的繁荣才会出现。几乎所有这些发展都依赖于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可以不识字而活一辈子，而商人、金融业者、制造者、律师、医生、教师、旅馆店主、演员等等则需要识字识数，并且，如果社会需要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需要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一种日益增加的广度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北美和欧洲广泛发生，而这远早于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僧侣和极小一部分职业者有读写能力。到十八世纪，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识字了，因为他们都参与到了政治、资产管理、贸易、金融、制造或博学职业里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城镇或在城镇里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大一些的城镇，人们建立了学校来教育这些人，印刷文化的出现使他们能够与远隔千里的人们进行交流。当经济的发展依赖能操作复杂机器、能在不同城镇和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易、能为更为富有的人提供服务的工人时，国家就有必要将教育机会扩大到普通工人的身上了。英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普及初等教育，从七十年代开始普及中等教育——这同样是发生在普及投票权之前。类似的教育发展可以在西欧和北美的很多国家里观察到。统治精英和政府并非因为大众通过民主改革获得了权利才为他们普及免费教育，而是因为有文化的劳动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者能大大加速经济的增长，能够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而这有利于精英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

北美和欧洲在二战之后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功是在人们称作“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但它们实际上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结构。荷兰和瑞典单独而言与美国一样，甚至比美国更加繁荣，但它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比美国大得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大得多。日本、印度和韩国经济很成功，民主体制和社会价值则更为不同。中国和新加坡有着非常成功的经济和差异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最近几周，一个向来致力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也感到必须像社会主义政府那样干预银行业和金融业了。很明显，经济上的成功，民众的福祉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来实现。现代时期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发端于西欧和北美，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大发展被模仿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以及巨大的经济体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如果我们想要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和谐与繁荣，这些重大发展必须传播得更为广泛。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产生并不取决于要首先建立民主政体。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社会和经济上的发展在世界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的同时，它们当然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民主政体的发展。但是其他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优于民主的可能性还是一直存在的。历史学者知道个人和国家总是处于一种既没有清晰开头又没有明显结尾的复杂过程之中。不管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书中怎么说，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绝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

III

今天，北京论坛的与会者中大多数都不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没有参与立法或管理大型经济实体。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通过政治手段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或通过直接管理经济发展为全人类增加福祉。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参与对教育、理解和合作的推动，来间接地、但仍然强有力地增进和谐与繁荣。

首先，我们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教育之中，如我所指出的，教育的推广对政治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很多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所在。正如我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不会使用文字，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每一个从贫穷、落后、只能供给一小部分精英的经济体转变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镇、参与贸易、金融、制造及服务业、生活层次得到极大提升的经济体的社会，都是教育机会的增长和深化造就了它们的转变。现在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很多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只要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依然连初等教育都无法获得，无法识字，它们的状况将持续下去。这些国家急缺的正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如果我们研究二十世纪末世界上最发达和繁荣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已经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升华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美国有着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为一小部分年轻人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教育。但同时美国也拥有超过2300所四年制的本科大学和学院以及近2000所授予准学位的社区大学。日本拥有超过700所的高等教育机构，法国超过500所，德国超过350所。英国现在拥有200多所授予学位的大学和学院，每个规模均比以前扩大了许多，同样的还有数量庞大的继续教育学院。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正在为其超过30%的适龄国民提供高等教育，有些国家甚至试图把这个比例提高到50%。最近几十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是大学毕业的女性人数。因为女性在养育后代方面仍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为她们在影响下一代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世界惊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接下来是惊叹印度经济的崛起。我坚信，教育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当我第一次来中国讲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刚刚重新开放。我遇到了大约30个学生，他们非常聪明，非常刻苦并对学习充满热情（很高兴他们中的一两个今天也在场），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上大学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女性，而且中国大学在例如图书馆、实验室和设备等资源方面非常落后，无法和我所知道的任何英国、西欧和美国的大学相比。但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扩大和发展印象深刻。中国今天的大学生数量要多得多，尤其是女性，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处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一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在近年，又为这一优秀的智力库提供了建设高质量大学所需的物质资源。对我来说，很明显中国近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功以及中国文化以新的形式的绽放与此间的教育变革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现在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最为优秀的师生。人们在亚洲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些令人羡慕的发展。看看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就可以找到很多东亚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它们也在提升自己的地位。

教育使学生有能力从事当今知识经济里的各种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为他们周围的世界，为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的健康、繁荣和福祉负起更大的责任。他们对自己有了更大的控制，更大的自治权使他们对如何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

此次北京论坛的与会者们能够增进文明间的和谐关系和推动不同文明的更大的繁荣的第二种方式是促进对人性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更深入的理解。不管我们研究的是什么领域，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对我们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生活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人们的相似和差异有了更大的理解，对我们的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和对我们可以藉以改善生活的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掌握。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自己和别人，如果我们不能像在北京论坛里这样自由讨论，如果我们不在本国以外进行研究和教学，如果我们不对环境所面临的威胁加以控制，如果我们不获取更多的医学知识或研究怎样更好地满足身心需求，我们就不能够取得和谐或繁荣。我们通过增强我们对所有人和所有环境的理解来延续自我和这个世界。来中国将近三十年，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是如何向世界打开大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是如何有了外国生活的直接经验或者对世界其他地方生活的一定知识。1980年，我的学生有些从没有见过英国人，没有一个曾出国留学或旅游。现在，他们中有些人旅行得比我还要多，在外国度过的时间比我还要长。1855年，黄宽（Wong Fun）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欧洲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所毕业的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如今，有超过500名的中国学生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各个专业。这一学期首次有超过7000名的中国学生进入了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70000中国学生正在英国进行不同层次的学习。在美国，也有几乎同样多的中国学生，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在其他国家学习。在输出学生方面，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国家，印度向美国输出的学生更多，向英国输出的也很多。同样的，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将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带到中国，而中国的发展也被有一定深度地报道给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观看了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并对其高水平的组织工作印象深刻。中国电影也走向了世界并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

最后，北京论坛的与会者都参与到了这一合作项目中，这种合作项目本身就能够推动和谐和良好的国际关系，但这只是广泛的学术合作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些合作牵涉到世界上很多大学以及它们的国外合作伙伴。发达国家的学术和教育管理者可以为欠发达和较贫穷国家的教育提供很大的帮助。现在，较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在研究计划和教学项目方面的合作比以前大大增强。比如我的学校爱丁堡大学，就和北京大学有着正式的合作关系，两校间的历史学者已经在定期互访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对三十年来教授中国学生的经历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学生有的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同样他们也教给我很多东西。我从没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过如此刻苦的学生和如此敬业的学者。在我与外国学者交流的经历中，与中国的交流是最令人兴奋的，而与我有同感的教授不在少数。我与中国的接触改变并丰富了我的生活。它帮助我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一个我认为所有学者都应该完成的角色转换。这里，我只给出了目前世界上大学之间巨大的学术交流网络和联合研究教学项目的冰山一角。任何一个大学，比如爱丁堡大学或北京大学，都会有数十个国际合作伙伴，而且全世界都是如此。今年的北京论坛有来自4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约300名与会者这一事实就说明近年来的学术接触、交流和合作的发展是多么迅速。世界范围内几百个这样的合作必定能帮助推动良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增加不同社会间的和谐交流并促进繁荣更为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