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一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到这个著名的论坛, 能够加入诸位的讨论并与诸位交流切磋。我选择的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关于文明的题目,这一领域在最近几年已经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了。

现在存在两条思考世界文明历史的路径。一种选择是以一种兼容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文明,涵盖它在世界各地的具体表现,既注意到全世界人类之间的分割,又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种“兼容并包法”与另一种可以被称为“割裂法”的选择形成对比，后者将不同地区的信仰和习惯隔离到相互独立的区间,当然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但只是作为事后的考虑(如果真的对其加以注意了的话) 。前者导致了——我们可称之为“全球文明”的历史。它与分裂主义者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文明的观点形成对照。而后者即那种割裂的理解在很有代表性的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这里强调“文明”的复数) 进行的陈述中,是很常见的。我对此的观点是应少一点割裂,多一点兼容。

最近,割裂式的理解方式时髦了一阵,尤其是当以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种危险形式出现时。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说法在过去就不时出现过,但直到最近,整个话题才被提高到许多西方国家核心关切的高度。在此转变中,1996 年出版的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再造》起到了主要的思想诱导作用。更近一些,发生在2001 年的可怕的9•11 恐怖袭击不仅将世界带入了一段可怕的冲突和不信任时期,而且也增长了人们原有的对一种几乎无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这一令人担忧的话题的兴趣。确实,许多有影响的评论家已经在此诱导下认为, 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如此多的暴力与文明分野——主要是按宗教的分野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系。

如果割裂式的观点自身有很多弱点(我很快会讨论到其中的一些),那么这些瑕疵已被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更进一步的命题所延伸和加剧了。其中一个问题是将世界居民按某种据说有绝对制控性的分类系统进行分类。将某人完全看作,或即便是主要看作,所谓的某一文明的一员(比如, 在亨廷顿的分类中，即有“西方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印度教世界”或“佛教世界”的一员)，就已经是将其简化到这一单一维度了。的确, “不同文明会冲突吗？”这一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上的,即人类事实上能被划分到截然不同的和分散的文明中去,并且不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不严重地影响理解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被看作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二

关于把人按文明区分的分裂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个基本的困难在于其假设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文明的身份”对其思考模式有支配性的影响,而忽略与其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语言的、职业的或工作的联系相关的所有其他身份。在我最近的著作《身份和暴力:命运的幻象》(2006) (该书的中译本不久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我讨论了这种隐含地相信每人有一个单一身份或相信每人有一个惟一的、一贯起支配作用的身份—的思想所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我还讨论了(1) 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如何可以被人利用去煽动暴力(正如恐怖分子所作的那样,征募新人去实施针对“他人”的暴力),以及(2) 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如何可使对抗分裂主义者暴力的努力(或赢得所谓的“反恐之战”的努力) 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除了人为捏造并且满是瑕疵地按文明假定单一身份这一问题外,分裂主义的观点还因为其主要用割裂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历史从而对世界历史的解读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请允许我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两种关于文明之历史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在托马斯•卡莱尔①的《杂文杂记》中,作者声称“现代文明的三个重大元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信仰”。虽然不能认为中国人对新教旨主义的出现负责,但中国对卡莱尔所列的文明元素中的其他两项的贡献则是家喻户晓的。但是,火药和印刷术在中国发明这一事实并未显示这些发明将中国推向了一个不可逆的分裂的路径上。其他国家或早或晚地采用了这些发明,并且新的合成物又被发明出来,而这在我们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卡莱尔谈到这些元素时称其为“现代文明”的元素,而未将其看作只是地区性的自成一体的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他这样做是很正确的。

佛朗西斯•培根在其《格致新机》②中列出的同样很著名的关于文明的成分是: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理解培根时,同样的问题产生了, 而且是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产生。因为事实上所有这些发明都出现在中国。但培根仍然将其作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是正确的。将这些成果仅仅看作中国人自成体系的行为方式的结晶,还是将其看作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当然不是说世界不同地区的传统和成就之间没有差别— 这样说是很愚蠢的。曾经有很多的新事物首先只是在世界的某一地区开始,然后其影响开始扩散,并迟早横扫全球,然后新一轮的交流又重新开始。这一点印度著名大诗人罗宾德拉那德•泰戈尔曾非常清晰地表达为:“我们所理解和享有的人类产品中的任何事物都立刻成为我们自己的,不管他们源于何处。”这种全球思维引导我们走向对世界文明的兼容并包式的观点,而非对文明作相互隔离的割裂式的理解。

与这种危险的一触即发的将世界文明分门别类的观念如影随形,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附属性的概念过分强调了这种分类。考虑一下所谓的“西方科学。这种命名法姑且不论,被认定为西方科学的内容很明显吸收了世界遗产。存在着一条知识联系的链条将西方的数学和科学与许多明显的非西方的大师联系起来,比如印度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数学上的发明。即便是今天,当一名现代数学家在诸如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大学引用“运算法则来解决某个困难的计算难题时, 他(她) 实则上在帮助纪念生活在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同时也是穆斯林——数学家艾尔花剌子模③,“运算法则”(algorithm) 就源自于他的名字“Al -Khwarizmi”,“代数”(algebra) 一词则来自于他的一本有关代数的书《移项及集项的科学》( Al Jabrwa-al-Muqabilah) 。

不仅全球科学和科技的繁荣不是专由西方所主导的,还有很多重大的涉及到国际交往的全球进步，是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发生的。比如,被佛朗西斯•培根称为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和各种事物的状态”的印刷术,其发展和应用就是一例。印刷技术当然是伟大的中国成就,它完成于公元九世纪。当中国人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正竭力想发明它,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以至于他们也声称发明了这一技术。

对这一新的印刷技术的应用是否只仅仅局限于中国、朝鲜或者日本? 丝毫不是。看看该新技术的第一次应用吧。世界上第一本印刷制成的书籍(或更精确地说,第一本能确切确定印刷日期的书籍) 是翻译成汉语的来自印度的关于佛教哲学的梵语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有时称作《金刚经》),在公元五世纪早期由梵语翻译成汉语(四个世纪之后,该书于公元868 年印刷) 。《金刚经》的第一个翻译者鸠摩罗什( Kumarajiva) (公元868 年所印刷的即是他的译作),是一名印度和土耳其的混血后裔,他曾居住在土耳其斯坦东部一个叫做库克(Kuch) 的地方,先是遍历印度,后来到中国,成为公元五世纪早期于西安成立的一个外国语研究机构的领导者(顺便提及,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该类机构) 。西方在这第一次激动人心的事件过程中却没有参与,哪怕是一丁丁点的参与。当然,后来印刷术在许多世纪之后成为西方文明繁荣的核心成分。

我已经谈到,构成文明的某些核心成分,如佛朗西斯•培根或托马斯•卡莱尔所指出的那样,原本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国的这种优势事实上比我们能从佛朗西斯•培根或托马斯•卡莱尔的列单中所能获知的更加全面。想一想“高科技”,不是现在,不是在西方明显处于主导地位的本千年之末,而是在本千年之初,大约公元1000 年时。在公元1000 年时,世界上的高科技包括造纸和印刷术,风筝和指南针,滚轮手推车和旋转风扇,弓弩和火药,时钟和铁链悬索桥。这些一千年前的世界的高科技例子中,每一项都已经技术完善并广泛应用于中国了,但当时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人们甚至对它们还知之甚少，这当然包括欧洲和西方。

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方科学不仅利用了本土的发明(它们确实很重要,其对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运动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利用了世界很多不同地区的早期成果。事实上,大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伊朗人,非洲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影响了欧洲的科学、工程、数学以及哲学,而这些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功不可没。

有时候我们仍能从现存的文字和语言中寻找到这一全球历史的痕迹。我之前谈到了关于运算法则的阿拉伯起源,请允许我再简要谈及这许多联系中的另外一个例子,其语源性标志仍然存留着。想一想三角学,尤其是“正弦”一词,它在基础数学中仍然广泛使用着。古代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①在公元五世纪时就广泛使用了“正弦”的概念(这仍然是现代三角学的核心概念) 。他将其称为“jya-ardha” ，在梵语中其字面意义是半弦( half - chord)。从此,这一词开始了其神奇的流浪之旅。如霍华德伊夫斯在其《数学简史》(1990 ,p237) 所描述的:

阿耶波多称其为ardha - jya (半弦, half - chord) 和jya - ardha (弦半,chord -half) ,然后又将其简写为jya (弦, chord) 。阿拉伯人将梵语jya音译为阿拉伯语jiba ,然后根据阿拉伯省略元音的作法,jiba又被写作jb。除其技术上的重要性之外,现在jiba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后来,有些作者读到作为毫无意义的jiba的缩写jb时,将其用jaib代替了,所包括的字母相同,但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好词,意思是“小海湾或“港湾。再后来,克雷莫纳的格拉多从阿拉伯语翻译时,将这个词翻译成拉丁文中对应的“海湾或“小海湾”,也就是“sinus”,从那时起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用的“sine”一词。

这只是世界文明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个例子中涉及到了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所有这些是不能用“西方科学或“西方数学这样粗略的命名来概括和抹杀的。

三

目前日益流行的基于文明的思考模式,其割裂性和狭隘性不仅传给我们一部极不完整的历史,并且还导致了世界上的疏远和不必要的相互敌视。它使得人们的文化背景看起来比实际上更不可逾越,并且它也鼓励了分裂主义的以及可能的相互敌视的看法。

西方目前恰恰正在遭受着针对它们的暴力, 那些激进分子希望依靠并利用所谓的不同文明和不同传统之间的裂痕。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在征募一位心怀不满的年轻穆斯林时,就可以指出西方文化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完全不用提及穆斯林人民也有与其他人民一样的追求,包括科学和技术现在已被称作为“西方科学”,并且被看作是严格分离下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毫不意外,反西方的圣战主义者,包括恐怖主义者,会推广一种关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存在的一种根本对立的思想。这能极大地帮助他们扩大对极端分子的征募,并时刻准备展开针对西方的袭击。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截然隔离的穆斯林,仅仅关注与西方有着不同的信仰(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而不关注与世界上其他人有着共同的追求(比如数学、科学、文学、或音乐) 。但是,令人震惊而且真正令人悲哀的是,西方狭隘的教派主义者对同一个虚假的二分法也津津乐道。他们非但没有批驳对文明历史的割裂,反而自己也添油加醋地将整个世界历史分割为一个个经狭隘定义的不同文明,而且相互之间远隔千里。他们非但没有反抗已经成为从事反西方暴力的借口的疏离,反而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割裂观点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狭隘的教派主义者已经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潜在而不自知的同伙。

理解全球文明之本质,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使我们对科学和历史有更正确的认识,而且还在于避免对当代世界作一种割裂式的狭隘的理解,这样一种理解与现存世界上的疏离和暴力的培育息息相关。由于中国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应该利用今天在北京论坛上发言的机会来探讨对文明作全球理解的重要性,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于应该给予全球视野其应有的重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认识论上的,尤其是它能帮助我们达成一种更全面的而非狭隘的对世界文明历史的理解。但是,在这一基本的历史性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加上一种政治上的承认,即割裂式地理解不同的文明对造成世界上的政治紧张局势作用巨大。

一方面,分裂主义者的曲解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希望煽动不满和敌意情绪,作为其制造暴力的尚武艺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使那些反对使用暴力的人更加糊涂和困惑,这些人渴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关于全球历史的认识方面被这些割裂式的观点所控制和俘获了。在我们深远而辽阔的全球文明中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赖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更有必要对其丰富程度进行重新审视并加以讴歌。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的思想挑战。

(本文是森教授在2006 年10 月27 日在“北京论坛”大会上的讲话稿,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由王云川、孟兰译,刘民权校)

①Thomas Carlyle (1795 —1881) ,苏格兰著名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译者注
②培根的名著NovumOrganum于晚清时由著名传教士WilliamMuirhead(1822 —1900) (中文名慕维廉) 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译成中文,定名为《格致新机》。———译者注
③Alkhwarizmi (约780 ～约850) ,生于Khiva ,卒地不详。回教数学家,代数与算术的整理者。—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