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

（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在冲刷着我们这座星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大潮，不可能长久地被局限于经济的河道里。如春潮泛滥，它必然流向政治、文化等一切人类生活的领域。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¹ 。”

因此，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是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甚至制约下生活着、活动着。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这里所讲的东亚地区，大体上指的是太平洋亚洲，即：从东北亚经中国直到东南亚地区。

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东亚诸国及其文化建设，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这就是：在古代，我们都曾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无论是儒家的、佛教的，还是比较晚近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除日本外，我们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的入侵、奴役与压榨，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本民族传统文明的屈辱时期；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正在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向包括我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冲击。

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在21世纪建设和发展自己国家的活动，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个文化平台上展开的。显然，在这样的平台上求发展，文化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极为繁巨的任务。这一繁巨的任务，向我们东亚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种高水准的文化睿智，或者称作文化自觉。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反思。伽达默指出：“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早在我们以反思的方式理解自己之前，我们已经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在我们所生存的家庭、社会和国家这样的环境里理解自己了² 。”因此，本人的反思自然有着局限性。我诚挚地期待着诸位就这一问题贡献宝贵的文化智慧。

（二）

在进行自己国家的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应对西方文化呢？

我们中国人民和东亚各国人民，同西方文化打交道，已经很久了。远的不讲，从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已经500年矣！500年的积淀，至少就中国而言，今天我们在应对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两个负面的遗产值得特别注意。从文化自觉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负面遗产，就是两种文化交往上的盲目性。

一种盲目性来自历史。

由于长期遭到民族屈辱，除了受到西方列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侵略之外，还蒙受着文化屈辱，遭到西方的文化侵略；特别要指出的是，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它们自觉地带到中国来的，更多地是西方文化的负面，西方的恶质文化、劣质文化；这就更容易造成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抵制的态度。这样，伴随着正当的民族抗争，一种盲目排斥和抵制西方文化的民族情绪，就逐渐积淀在我们的民族基因里。

这样一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的民族基因，常常有两类表现。

一类表现是，难以客观地、冷静地去分析、汲取西方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内涵。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知道，同中国与东亚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代，一直发展到今天。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体系中有多少瑰宝，西方文化这一西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积淀、发展的文化体系里面，就有多少瑰宝！它丰富多彩的内涵，有如大海大洋，取之不尽！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璀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文化的辉煌，当代西方文化在不断自我修正、发展中的创新，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正心诚意地去汲取，去采撷，去消化。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中没有全面、正确的汲取西方优秀文化内涵，这一复兴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类表现是，容易偏爱西方朋友对西方文化所作的批判，容易偏爱西方朋友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偏爱。这是又一种“傲慢与偏见”。在这种盲目性的支配下，我们可以为自己拒绝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找到理论依据：“看！连西方人自己都在无情地批判西方文化呢！”近代以来，西方人规模性的批判西方文化时有发生。比较突出的可以列举两次。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惨烈的战争使得许多西方人士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一种破灭感。另一次，是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理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论到赛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现代西方文明或文化，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理论界的一种时尚³ 。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反思、批判自身文化的时候，又曾经时时将未来的期望寄托在东方，寄望于中国。其中，也有两次比较突出。一次是18世纪启蒙思想时期。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许多人对东方、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以至有的人如魁奈竟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大文豪歌德在其咏唱中国的诗歌中，表达了他“视线所窥，永是东方”4 的心声。伏尔泰则认定中国人“是地球上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5另一次则是二战之后，从汤因比到今天后现代的学者与文化理论家们，对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充满同情的、浪漫的解读。汤因比甚至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6

应该指出，当代西方学者与文化理论家对西方文化后现代模式的精彩批判，是在西方社会环境中，在已经达到很高发展水准的文明与文化平台上，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一种反省。这种批判，同启蒙时代西方思想者批判西方文化以反对中世纪专制主义一样，具有其进步意义。同时，无论是启蒙时期，还是当今后现代的西方文化界、学术界的朋友们，出于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不了解或了解得不够深入，容易将东方的、中国的文化雾化为一种朦胧的美，从而将其浪漫化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范式。这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误读。将一种陌生的异质文化理想化、浪漫化，对于批判自身文化的负面内涵，永远是一个有力的武器。然而，中国或东方的学人，如果在应对西方文明、文化时，一厢情愿地偏爱上述这些东西，直到走入极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它来作为拒绝汲取西方优秀文化的依据，或者拿来作为中国与东方自身文化的负面弱点的遮盖物，其后果将会是障碍中国与东亚的文化建设。

另一种盲目性也来自历史。

与盲目拒绝、排斥西方文化常常同时或交替出现的，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 崇拜西方文化。我们中国称这种现象为“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的思想，是一种产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理念，是一种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卑躬屈膝，并反转过来全盘否定，贬损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心理和态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少数留学西方，特别是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当中，就存在过这种文化心态。当时的中国就曾流传这样一句充满对这一理念讽刺的概括，叫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显然，怀抱着这种洋奴文化心态，是无法进行东亚国家的文化建设的。

我认为，上述两种盲目性，都是由于我们东亚各国在近代长时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地位所造成的。无论是盲目排外，还是崇洋媚外，都源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势民族的地位与状态。弱势民族的地位与状态，产生了弱势民族文化的心态，积淀为弱势民族文化的基因。当着西方殖民列强与中国及东亚诸国的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那种盲目排外的心态容易爆发；而当着上述民族矛盾相对平缓的时候，那种崇洋媚外的心态则比较容易出现。

今天的东亚诸国，早已在二战之后陆续赢得了民族独立，恢复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在这当中，中国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的东亚是涌现出亚洲四小龙、八小龙的东亚，是充满了自尊与奋斗精神的东亚；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中崛起的国家，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国家，是一个神舟6号圆满发射及返回的国家。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条件克服上述文化盲目性，因为我们中国与东亚诸国早就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势民族，我们完全不应该再有盲目排外主义、崇洋媚外那种弱势民族文化心态。那是一种小家子气的狭隘文化心态，怎能适应今天中国与东亚各国堂堂正正进行文化建设。让我们东亚诸国抛弃这种狭隘的小家子气。在应对西方文化时，该汲纳的大胆汲纳，该扬弃的坚决扬弃，拿出我们东亚人民的磅礴大气来。

（三）

在进行自己国家的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去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在这方面，同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相对立的，也有两种盲目性。

一种是对中国和东亚各国所固有的传统文化，怀抱着虚无主义的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很自然地容易同前面所讲的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态相通，相联结。以中国为例，远的不说，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势头甚猛。例如，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距，在于文明的性质；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从根本上逊色于西方的蓝色文明。近年来，这一倾向主要的切入面，首先在大众文化，加上大众传媒与网络的发达，容易造成西方强势文化乘虚而入，并以燎原之势迅猛流播。西方大众文化的快节奏、多姿彩固然适应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的要求，但在这快节奏、多姿彩的形式的后面，却是西方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负面的文化杂质。如果任这种倾向发展下去，东亚诸国则可能再次沦为西方的文化附庸、文化殖民地。

另一种盲目性，是对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过分揄扬。甚至以这种过分的揄扬为武器，去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

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开始，上述这种过分揄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形就存在着。一位极受尊敬的中国文化先贤，就曾大声疾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洋人“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7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得到阐述。当着汤因比、罗素等大师乃至若干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发表了过分赞美中国文化的言论时，上述倾向就更加张扬。

中国和东亚诸国的传统文化，果真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下与西方文化风水转换，轮流坐庄，统冠全球么？

不能！

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或揉合了佛家、道家与其他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是一个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不断自我补充、完善的、不断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而调整变化着的庞大的文化体系。远不不论，自“秦皇扫六合”以降，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曾经成功地、或者比较成功地作为精神支柱，支撑了从两汉到大清帝国的历代王朝。

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以儒学或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早已一败再败于近代西方。

今天，将儒家革新化和体系化，是中外一些学人的努力目标。这种努力，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21世纪中国要构建的伟大复兴的民族文化，却绝非是简单的儒家文化的复兴、或儒家文化的体系化变革。产生、发展并繁荣于农耕文明土壤和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自身完善化的多次变革。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这类变革使得它能够长期、稳定地属于古代中国的主流、垄断地位。然而这一庞大文化体系，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产业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却无力对自身进行再一次适应性变革，终于在西方文明的打击下遭到了体系性、结构性的破产。今天，面对着在产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儒家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体系，在时代上已经落后两个阶次了。

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是一种有别于简单的儒家复兴的、全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包容、大度、高远为特征。它的内容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传统的儒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破产百年。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将它重新捡起、重新包装、重新体系化。相反，对于其中大量的负面的恶质文化，那些早已伴随着中国晚期古代社会的腐朽而腐朽的文化内涵，“五四”先辈早已控诉、批判过的，我们今天更应痛加扬弃！要特别警惕这类落伍和保守的东西乔装打扮，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那将是饮鸩止渴，危害性极大。只有在体系破碎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内容，如大家所熟知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精心细心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中国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之中。

第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同样已不堪作为我们的楷模，不能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期待的那样，“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8。”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体系中自来同样有着其负面与恶质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始终要予以拒绝的。同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体系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强势态势出现。这是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强势，是一种深入骨髓、积淀在基因里的强势。特别是发展到今天，以美国当权集团为代表的文化强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明目张胆、毫无伪装。例如，西方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公开主张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9；依照这种理论，布什政府明确认定美国价值观乃是普世全球的。试问：难道我们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所要建设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霸道的文化体系么？难道中国再次崛起以后，也要象今天的美国一样，顶着自我标榜的文化桂冠，对其它文化抱着高高在上、渺视一切的蛮霸态度，强行直至用武力输出中国的理念与价值体系么？显然，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系，我们理当断然拒绝。我们要汲纳的，同样也是西方文化中的若干优质部件与内涵，精心、细致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我们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中。

第三，对于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大体而言，这些文化从体系上讲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要汲纳的，也重在其优质部件与内涵。

我深信，21世纪的中国人将以科学的指导思想来检阅本土的，西方的和世界其他的文化，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起自己的新的中国式的文化体系。在文艺方面，维柯早给我们指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意境：“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它们丑，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俗，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10

我们主张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决不发出弱者无助的呻吟；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优质方面，应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交融。这才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东亚诸国在21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1 [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2 Hans George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 New York: Grossroad, 1989,P276.

3 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第9页。

4 参见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5 参见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前引书，第66页。

6《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5页。

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5、504页。

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时立平、王园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48页。

9 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参见朱光潜译：《新科学》，《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3年，第18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