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时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注： 本论文英文稿曾在2004 年7月27-28日韩国汉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对话:建设知识社会的会议上宣读。

“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这一概念近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俄国。表面看来,公众知识分子似乎与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以及希腊传统没有任何的渊源关系。印度教徒追求的是将真我与梵天统一,佛教徒的解脱是从红尘的纠缠中解放出来,犹太教将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作为其所有价值观的源泉,对心灵生活的沉思寻找真理,基督徒信仰天堂里的主,穆斯林信徒对真主阿拉的信奉,所有这些信念预示当前这个世界现存的多种精神避难方式, 即使不是彼此针锋相对,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对世间事物的约定与管理是通过对某类社会背景所形成的选择或缺失造成的。

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与印度教长老、佛教僧侣、犹太教教士、哲人、牧师或毛拉的功用并不相等。对公众知识分子的最低要求,是要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有文化敏感,与那些热情地服务于超越世俗世界的、高于现实的人有着基本的不同。当然,所有的精神传统不可避免地与其皈依者的普通生活相交织。但在以上提及的所有宗教中,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日常存在与被给予特权的“净土”或“天国”之间的联接是断裂的。

孔子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轴心文明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他通过把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存在主义的主张,从世界内部改变世界。孔子的追随者主要是实干的知识分子(action intellectuals) ,他们专心致志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治理世界”(经世济民) 。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文化、特别是道德教育,改造由财富和权力界定的世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儒家在发展独特的东亚人的个性中是工具性的,它认为没有必要积攒大量的权力和财富,但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的意见领袖、批评家、顾问、官僚或官员却格外具有影响力。儒家的影响超越了治理国家事务的界限,它当然对国家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也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社会道德规范和艺术表达上。儒家学者式的官员被认为是民心所向,因为他们是为整个国家长期的福祉服务。这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被期望的行为方式。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与高等教育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致力于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运用权力的仪式和过程或经济特点的教授和学生必须要对世界的状态特别敏感。现实中,这一情形却全然不同;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学者都是专家。他们被职业的严酷现实需要所左右,他们沉浸于研究之中,以至于没有时间或精力超越界定好的专业领域去做对他们事业发展没有直接利益的事情。分析哲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是突出的例子,但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从事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家及体质人类学家也无一例外。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如果他们选择将其专业技术与社会问题相联系,他们也会成为知识分子,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础知识的保存者和创造者,院士们为社会和文化提供的服务对人类的繁荣至关重要。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去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批评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同事,这样的决定是值得尊重的。

显然,学术圈并不是知识分子实现他们使命的唯一舞台。在一个多元的市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事实上可以通过各种层面的利益领域得以实现。的确,除了学术圈外,大众传媒、企业、宗教、专业团体、娱乐、自愿社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都为知识分子活动提供了空间。政府官僚机构也不例外。但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防止误解的说明。从词源学上, 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一词来源于沙皇俄国时期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的观念。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反抗精神。作为一种惯例,俄国知识分子是官吏制度的批判者,并且经常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遭到迫害。他们与政治确立的关系是对手关系。俄国知识分子这种独有的特征至今在俄罗斯仍然很突出。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参政或不再对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就会失去声誉和地位。这种政治激进主义与法国、德国、英国或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以法国为例,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的反对既有建制(anti-establishment) 及雷蒙•阿龙( Raymond Aron) 与戴高乐政府的亲密关系象征两个特别而又同等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类型。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通常是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习惯将自己看成政治精英的合作者或同僚。

儒家人文学者能够很贴切地被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作为学者型官员,他们认定其政治角色并通过官僚机构行使其社会功能。像印度教长老,他们是老师;像佛教的和尚,他们是道德的榜样;像犹太教教士,他们是学者;像希腊的哲人,他们是智者;像基督教的牧师,他们是精神导师;以及像伊斯兰教的毛拉,他们是社区领袖。然而,在最终的分析中,是他们对改善人类环境所承担的义务而并非是对现世以外的真实所承担的义务,促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可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当的社会责任。

与其他精神传统塑造的人格类型相比,典型的儒家文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现代知识分子更相似。对于儒家文士来说,此岸与彼岸、神圣与世俗、地球上的现世与来世的天国的分离,既是不必要的,又是不希冀的。从儒家观点来看,无法想象一个尽责的道德及宗教领袖不深切地关心政治事务、不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以及对文化事务不敏感。

从比较宗教的观点,这一看似独特的儒家精神取向——将世俗看作是神圣的,或更恰当地说, 拒绝红尘大地与崇高苍天的分离——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的宗教传统所接受。实际上,所有以往轴心时代的文明已经经历了实质的转换,以至于它们能够对现代社会的危机作出有意义的回应。没有主流的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可以忽视环境的恶化、赤贫、社会解体、暴力、犯罪或毒品这些当今世界性的问题,把这些事实置于他们以上帝为核心的精神视野之外。无疑,一个明确的宗教特征即其公开宣布的对人类的怜悯和爱心。因此,从残忍的酷刑到普通的厌倦,所有形式的苦难都是精神领袖们深切关心的问题。然而,这种“终极关怀”经常被导向别处,获救很难在当前的世界中实现。那些把自身归于上帝的事而非凯撒的事的人们,是不会把政治看作自己的一种天职,更不必说把官僚机构看作宗教承担义务的恰当领域了。

由于原因过于复杂,在此我们不作进一步讨论,现代性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基本转换了所有的宗教。马克斯•韦伯将现代化定义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的显著特征是世俗化。不像前现代社会,当代绝大多数社会由世俗政府管理。美国可能是西方最信奉宗教的国家,也保持着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在政治程序上,宗教被看作是内心状态,并因此作为私事不宜进行公共讨论。教育机构对宗教的主张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地在宗教纷争中保持中立。

宗教领袖需要有双语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精通各自教民社区的语言是自然的。但另外, 他们也必须学会精通世界公民的语言。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放弃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责任。理想上,双语能使他们用自身的精神资源影响地球村的重大事务:保护环境、减轻贫困、消除性别不平等及废除童工,仅举几例。在信息时代, 即使宗教领袖们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社区的福祉,也无法不受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

如果宗教领袖将其职责与关注政治、参与社会、具有文化敏感相关联,其他职业的负责人员必会更加参与到世俗世界中。除了世俗化,现代性的另一表现是专业化,即暗示着职业化。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的世俗世界中最显著特征是官僚机构。尽管韦伯所勾画的高效的、有区别的官僚机构是军队组织,但现代官僚机构就像其先例一样,是英国市民的服务机制,是主要的市民组织。“市民的”(civil) 一词在“市民社会”中是与野蛮的、军事的和官方的相比照的。但在英国以及儒家传统中,虽然市民的与野蛮的或军事的相反,但却与官方的十分相容。在大英帝国或儒教中国(Confucian Middle Kingdom) ,定义上的官场职员主要是市民服务人员。正像所期待的那样,文明礼貌的社会风气,而非尚武的精神,盛行于现代官僚机构之中。

官僚机构作为行政单位随处可见:国际性组织、地区性组织、国家、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大学、大型媒体集团、非政府组织、娱乐行业、自愿社群以及宗教机构都由管理人才掌控。科举考试作为儒教中国遴选官员的手段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模板,这种情形的发生并非偶然。在儒家思想中经典教育对官员培训至关重要,这一思想也可能影响到对英国官员的培训。

作为学者式官员和官僚的儒家文士在文学、历史和哲学上都很有修养。他们通过作诗和棋琴书画自娱自乐。总之,他们是人文主义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颇为相似。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用“业余爱好者”一词来形容他们的生活方式。儒家文士对高雅艺术拥有纯熟的技巧或知识,通常他们是有成就的诗人、熟练的书法家、围棋高手、优秀的琴筝演奏家和高超的画家。以书法和绘画为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董其昌(1555 -1636) ,受到其同时代及后代的极大尊敬,以至于他界定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艺术品味。他们表达自我修养与自然界的传神,而且体现高超技艺的“文人风格”(文人画) 被鉴赏家和收藏家(包括富有的商人) 认为大大超越了职业画家所能到达的成就。这种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意味着有极大的兴趣从事优雅艺术,其本身即为个人和公共的乐趣,既是一种消遣又是一种精神寄托。列文森悲叹由于现代化的结果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概念业已消亡。他评述道,专业化和职业化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彻底摧毁了儒家文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是专家,而非业余爱好者在统治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儒家学者式的官员是通才,他们却通常小心翼翼地、有效率地处理日常政务。作为地方官,他们处理法律案件、监督预算、管理公共事务、组织赈灾济贫、打击犯罪以及最重要的监督教育。在特别的情况下,以伟大的儒家思想家王阳明(1472 -1529) 为例,他们甚至领导军事行动平息暴乱。当然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幕僚协助他们执行特殊任务。但他们的领导为官僚机构顺利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并非他们的专门技术或职业精神,而是他们的洞察力,正直、公正、判断与适度感实际上在起作用。

在职责高度分明的现代官僚机构中,对专家和职业人士的需要决定性地将业余爱好者理想地引退于幕后。例如，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难被业余爱好者理解及管理的极为复杂的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家当然坚持自由市场不应被管理。然而,完美的市场,或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制度的或政治的干预方式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信息技术的运用在市场所有层面都不可或缺。在民主进程和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没有不被专家或职业人士触及的领域。律师和医生是最显著的例证。即使在宗教领域,牧师和僧侣的行为越来越像专家或职业人士。他们常同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竞争。技术官僚(technocrats) 概念的出现似乎是这一不可避免趋势的逻辑结果。

然而,得出技术官僚掌控的时代业已来临,专家不可避免地要统治世界的结论尚言之过早。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关于“红与专”划时代的讨论明显地已经不流行了。毛泽东试图“举起一面红旗反对党内的官僚化、经济上的体系化和大学里的专家化”,但这一做法基本失败了。他的浪漫的革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再相关。革命的词汇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抛弃。“改革开放”政策强烈预示着专家的胜利和红色的逐渐消失。然而,在中国重新获得经济政治地位后所发生的寻求文化认同的时代思潮中,技术管理专家治国的思维方式并不足以提供必要的领导能力。当社会结构已经被猛烈的自由市场经济充分侵蚀时,一种紧迫感在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浮现出来,中国急需一种伦理道德,希望它既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能接纳西方影响。“红与专”之争所显示的价值优先尚议论不休。

存在于前现代时期的儒家学者式官员时代或英国文官制度时代似乎已消失了。如今,很难发现技术专家管理者也同时是文人。被儒家行政官员所珍视的价值并作为日常练习的高雅艺术,与技术专家的职业工作毫不相关联,最多只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显然,从未来的观点来看,官僚可能是法律、商业或信息技术的专家。然而,尽管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认为通才的作用、儒家学者式官员或英国文官的功能已与现代管理不相关的假设为时过早。相反,由于全球化所聚集的发展势头,对领导能力的真正挑战不是专家可以解决的确定问题,而是超越任何可以理性计算的、完全无法预计和预测的问题。

在界定领导能力中,对整个社会长期利益而非短期效验的洞察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可能是储蓄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以及在青年中强调伦理道德。在未知水域航行的艺术以及对计划项目意外结果的预见力是负责的行政人员的特点。真正的领导者应该足智多谋、能鼓舞人心。他们必须能在其自身文化中选择有丰富的象征资源。当他们致力于生气活泼的传统而冲动十足时,他们就有能力激励其他人参与其预想的共同事业。狭隘的集中科技的教育不能训练出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灵活性以及有责任感的领袖。美国大学里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直在社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很好的例证。

通识教育的概念以培养全面人才为先决条件。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尽管对社会和自然科学中技术信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重点是放在对广义文化的学习上,文学、历史和哲学在课程中占有突出位置。所有学生必须选修这些核心课程,以奠定其智力基础,这一基础对学习成为世界公民和未来国家领袖至关重要。这种教育方式显著区别于职业教育方式。通识教育学院将受教育的人看作是全面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知识分子,而职业教育以在技术领域培养就业能力为目的,提供知识和技能。尽管综合性大学以通识教育为重心的学院都面临适应市场威力和汲取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的巨大压力,但对人文通识教育的承诺和信心依然坚定。这就为我们在信息时代的知识经济中关于领导者的培训提出了关键课题。

对宗教的挑战可能作为一种参照。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新的人类环境需要宗教领袖精通两种语言:一种是与有共同信仰同伴交往时所使用的语言,一种是作为世界公民使用的语言。同样地, 专家和职业人士也应感到有责任掌握两种语言。他们必须能够回应两个相互重叠的群体提出的要求。一种是与其职业相关的专家语言,另一种是公共知识分子语言。除非他们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否则他们将无法恰当地为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职业技术在一个知识的经济和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列文森关于现代化对儒家文士(学者式官员和官僚) 产生消极影响的事实作了悲观解读,反映了信息时代到来前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状况。在现在的背景下,超越仅有专业技术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环境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人文视角来作行动的指导。没有什么能够使新的宇宙论和新的人生观更能帮助我们应对人类物种生存能力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我们相对确定的是我们拥有足够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可以运用,但我们却无法保证自己会变得更有智慧。

为了提供我们时代所急需的智慧而恢复“官僚文人”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专家、职业人士和技术管理者必须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深层次意义上,他们提醒我们正视儒家文士或英国文官的角色。然而,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别。拥有专业知识、可以确定最好的实践方式来管理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去学习如何在我们蓝色的星球上生存和繁荣。无论是儒家文士还是英国文官,均不曾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曾子,在这一方面有中肯观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郑世杰、佟佳家译,译文已经著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