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C.诺思：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摘要: 认知科学和经济学具有极大的潜在相关性,这不仅表现在它试图解释人们如何学习,如何把信念和偏好结合在一起以做出决定,并由此做以经济理论赖以为基的选择,而且体现在人们面对纯粹的不确定性时如何和为何发展理论,什么使得那些理论在人们中广为传播或者逐渐消失,还有,人们为什么相信它们并据此行事。在本文中,将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认知科学可以给我们一些明确的答案,这些答案当有助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大的突破。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具体体现在理性选择论中。构成这些假设的基础的,是关于心智如何运作的含蓄观念。直到近来,经济学家一直没有自觉地检视这些含蓄观念,但是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近来的研究迫使经济学家探讨信念——这些信念作为经济选择的基础,在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架起了桥梁——的来源。本文中,还探讨导向认知科学的经济推论之途。

一

在分析一个经济的绩效时,新古典派假定,在面对普遍稀缺时,个人做出的选择反映了一系列的期望、需要或偏好。通过把固定资源、私人财物和特定技术语境中的偏好综合起来,新古典理论得以建构起来。结果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分析发达经济中某一时刻的资源配置,当然,发达经济基于这个假定:被建模的市场是由非人力的供求所支配的。铭记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新古典理论的竞争模式,通过论证解中心的市场力量系统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系统,对经济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个框架中,信念在制定决策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对发展一流的理论主干来说,新古典派方法是有价值的,但是,对解决经济问题——无论是某个时间点还是时间段的问题——来说,它是很不完美的工具。信息和协议的执行都是不完善的, 导致交易的成本。更进一步,市场是政治力量的创造物。在现实的并不完善的竞争市场中,信念决定了行动者的选择。他们的动机源自他们的私人信息和对于价格移动的预期。另外,既然一些货物和服务是公共的——不仅在防卫和公共安全的传统意义上,而且在特殊的产权和法规意义上——它们在过去是通过政治体制产生的,不仅需要关于这些货物的偏好的知识,而且牵涉生产它们的激励,特定人们对于他人会自愿偿还的信念。以偏好为基础的市场或选择模型都是相对简单的。另一方面,信念绝非是简单的,因为他们包括对人们如何学习,如何更新理论,如何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建构模型。在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化中,建模信念都处于中心位置。

我们现在开始探讨经济学家方法的涵义,在这种方法建模的情景中,行动者怀着报酬最大化考虑,服从于一个复杂的、一致的优先选择的排序。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合理性假设。它在竞争的、消息灵通的价格市场中运作良好。选择者只需要选择买卖的数量,因为竞争环境建构了这样这个情景,即价格作为一个参量可以被有效地看到,由此只是需要选择数量就可以了。如果所有的选择是简单的,能获得真实的、及时的反馈,以及有关的真实的动机,那么,实质的合理性将能满足所有目的。它既是预言性的,又是描述性模型的均衡装置,基于此上的学习模型,可被用于描述出于均衡的动力。但是,一旦我们离开简单的竞争,一旦价格依赖于其他买卖者的行为,决策的复杂性就增加了。的确,要求解决的有趣问题来自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市场中的互动。他人的知识、行动和信念是建构有用模型的基本的先决条件。但是,有关他们的偏好的知识是如此丰富,因为,正是偏好和信念的结合决定了选择。人们的策略性互动是博弈论的主题,基于这个主题的大量文献证明,博弈论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广泛的魅力。但博弈论当前的情形表明,在大多数的博弈的理论模型中,缺乏对参与者推理过程和能力的描述,以及关于他们的博弈情景的知识的详细说明。(比驰芮[Bicchieri ] , 1993 , P127)

但我试图拆解的这个难题,比人们如何推论和学习更为深奥。这个难题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如何发展和相信理论。我解释一下。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1921)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做了根本的区别。在风险的事例中,后果的概率分布的获取和足够的信息有关,由此,选择是基于概率分布(保险的基础) 做出的。在不确定性的事例中,这些概率分布是不可能的,结果是,经济学家坚持,在这些情形中,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经济理论的主干,经济推理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人们一直在建构纯粹不确定情况下的理论,据此行事,有时还为这些理论而献身。宗教、禁忌、偏见的普遍存在,还有半生不熟的观念,都在充当做决策的基础。实际上,塑造政治和经济方向的大多数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出的。你只要打开一张报纸,读一读标题,就可以观察到每天的这些决策。认知科学潜在地和经济学有极大的相关性,这不只是体现在它试图解释人如何学习,融合信念和偏好以做出决定,由此做出经济理论赖以为基础的选择,而且体现在面对纯粹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如何和为何发展理论,什么使得这些理论在人们中广为传播或者逐渐消失,人们为什么相信它们并据此行事。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问题,期望在这条道路上,认知科学可以给我们一些明确的答案。这些答案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大的突破。第二部分中,通过增加一些约束(这些约束由于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而生成) ,将使得新古典派模式复杂化。第三部分探讨时间流程中的这些问题。第四部分检视意识形态的本质。最后一部分探讨这些问题对认知科学提出的挑战。

二

新古典理论假设：偏好是稳定的,选择是在约束框架中做出的。这些约束包括收益和技术施加的限制,但是不包括一个社会的制度的限制。它们缺席的原因是,选择者被假定拥有完全信息,这样,对于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很确定。代理人知道什么是私利,依据私利来行动,并且,能够对区别对待替换决策做出必要的计算。在这样的世界中,制度是多余的。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建构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互动,或者,像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 在一篇重要的文章《可预言的行为的起源》(1983)中 提出的,制度源于个人面对普遍不确定性的努力,目的是通过限制参与者可利用的选择,减少不确定性,由此做出可预期的行为。没有制度,也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政体。因此,制度框架的建构一直是文明的基本的积木。

一旦认识到制度在减少不确定性中的根本作用,我们就必须调整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制度不仅提供一个社会平时的激励结构,约束选择的布景,而且还是变革进程的运送者。所以,不论我们是否建模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的经济绩效,对于理论建构来说,制度都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什么是制度,它们从何而来?

制度是正式的规则(宪法、法令、普通法和规章) 和非正式的约束(习俗、行为规范和自我接受的行为模式),还有它们的实施特性。制度反映了参与者的信念,或者,至少是那些能够塑造规则的博弈者的信念。在信念背后,是参与者的语言和文化遗产,这就是本文后面部分的主题。在转向这个之前,我希望探讨制度语境影响选择的方式。我转向实质的合理性假设运作良好的例子。它运作良好,因为完全的竞争市场约束了参与者的选择。或者,直接地说,合理性模式运作最好的时候,是制度框架约束了选择布景,并且,被看作合理性的是制度框架的欣然的功能。仔细注意,无论如何,这个框架,这个支架,不一定产生有效的经济成果。实际上,这个支架可以构建这样的激励,使得理性的行动者做出导致低效率的经济的选择。确实,贫困、低收入和停滞证实的低劣的经济绩效的源泉,是所构建的激励阻碍了生产力推进行动的制度的后果。因为制度是那些参与者——他们可以塑造博弈的规则的信念系统的造物,我们必须检视不同的信念系统显现的方式这将使得我们注意时间的角色。

三

在这个语境中,时间是维度,其中,人们的学习出现了;一个社会的集体学习(哈耶克语) 包含了它过去的学习。我们可以简短地刻画这个历史过程: 鉴于头脑及其语言[ 品克( Pinker) , 1994] 和合作行为[ 巴诺(Barlow) , 科斯米德斯(Cosmides) , 托比( Tooby) ,1995 ]倾向的遗传的建筑设计,部落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不同地演化着。伴随着不同的经验,他们演化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精神模式,用以解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语言和精神模式形成了非正式的约束,这种约束界定了部落的制度框架,并被作为文化、禁忌和神话一代代地传下去,提供了文化的连续性。在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发达时,部落演进成政体和经济体制;经验和学习的多样性产生愈来愈多的不同的社会和文明,这些社会和文明在解决基本的经济匮乏问题时,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功。在环境的复杂性增加时,人们变得更为相互依赖,并且, 要想从政治和经济交易中获取潜在的利益,更为复杂的制度结构是绝对必要的。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国家财富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函数。但是经济学家直到近来才了解到,当市场变得愈来愈大时,愈来愈多的资源必须被用于交易,这些交易包括协调、整合和加强协同。但是市场扩展的进程,不只是简单地增加用于交易的资源。小的、个人的交易需要支付合作成本,因为参与者再三地重复互动。但是非个人的交易,用博弈论类推,它就有缺陷了。历史地看,一直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造物,在改变合作的赢利。但是在大部分历史中,并且直到今天,在许多社会中,生产合作的必要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还没有出现。这要求一个社会的根本的重组,以创造一个非个人交易的世界。因为制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信念系统,我们必须求助于社会的不同的文化遗产,看一看为什么集体学习还没有帮助创造这个必要的制度。这个学习过程看起来是这样两个因素的功能: (1) 现存的信念系统过滤来自经验的信息的方式; (2) 不同时期的个人和社会遭遇的不同的经验的方式。在一些案例中,初始的信念系统一直不适应容许非个人交易的制度改革;其他的案例中, 那些将不断改变信念系统的经验,没有能创造这些制度。

一个历史的例证有助于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阿文纳•格雷夫(Avner Greif,1994) 探讨了在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贸易和随之而来的不同的制度框架这些框架的演进是为了处理长途贸易的非个人交易中,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相去甚远的文化背景, 热那亚人发展了双边的强制机构,它为控制和执行协议承当了形式法和政治组织,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使得它可以进一步地演进到愈益复杂的贸易。马格里布采用了伊斯兰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属性,他们发展了成群结队的社会交往网络,强化集体行动。这些网络,在相对小的同类的族群中是有效的,但是不能用于非个人交易,这些非个人交易源自增长的市场规模和不同种的商人。格雷夫提示了这些不同的信念系统对拉丁语族和穆斯林世界来说具有的通则,而且在欧洲图景的信念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社会科学中,观念和信念系统在塑造社会方面的作用并不新奇。马克斯•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58) 指出,新教教义是资本主义的潜在源泉。他的主张是有缺陷的,这个源泉更多地属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而非新教教义,并且,他没有在信念和作为结果的制度之间建立联系,当然,他至少认识到观念原因。现代经济理论没有给观念分派角色。偏好被假定为是固定的,像上面谈到的,信念在做决策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渐渐地,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在这个学科获得更多进步的话,必须建模信念。信念系统及其认知基础的多样性,仍然需要解释。

四

减少不确定性这个普遍的人类努力,是理解人类加工信息和发展信念系统的关键。为了使得不确定的情景易于理解,人们将培育解释。贯穿历史(和前历史) 的神话、禁忌,特别是宗教提示我们,人类一直感觉到有必要解释费解的(现象) ,事实上,有解释总比没有解释要好,这可能是进化的一个较大的特点。

莫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 ,1991) 坚持,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神话的和理论的。前者是希腊人形成思想和争论之前的思想特征,可以用外部的形式主义来描述,而且被用于为神话和叙事服务。很显然,在意识形态的构成中, 这种早期的思想形式持续扮演了一个批评的角色。的确,社会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方法,来减少感性认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来源于不同的经验,确立了代际间统一感觉传递的方法。文化的学习不只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概括,而且提供了对外在于社会成员们直接的经验,以神话、禁忌和教条的形式而存在的想象的共同的解释。

意识形态是有组织的信念系统,它常常有自己宗教上的起源,这些宗教对人类行为做出了放逐性的和说明性的要求。它们混合了世界如何运作和应当如何运作两个方面的见解。这样,它们为做选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指导。但是,我不希望把自己限制在诸如共产主义这样的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中。诸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政治和其他的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俗套,形成了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指导选择,就像在有组织的结构中一样确定。但是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散漫的,意识形态在使得行为可预期而言,和制度相辅相成。制度构成了人们的外部环境,意识形态构成了精神环境,因而,个人选择要获取预期,就要横跨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但是,什么使得个人容易让他们的精神环境被建构?

五

让我把这些讨论的线索拢在一起,以强调认知科学可以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对秩序的寻求促使人们建构精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信念的形式,这些信念遍及他们的集体的解决问题的行为。这些支架由精神模式——它们拥有信念系统——和外部环境制度组成。支架的局部是成功变换的不断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的基因的建筑设计的局部;局部是文化演进的结果。基因的建筑设计和文化遗产的混合究竟是什么,至今还在争论之中。在损害文化遗产的角色的情况下,进化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已经穿上生物社会学的斗篷——强调支架过程中基因的建筑设计所发挥的作用。

实验经济学家最近的研究为进化心理学家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支持。伊莉莎白霍夫曼( Elizabeth Hoffman ) 、凯文•麦克卡比( Kevin McCabe) 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最近的论文中概述了很多实验的博弈结果。他们写到:“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小的团体互动语境中使用奖惩策略。和博弈论预言的非合作的策略相比,这些策略通常是不一致的,但是更是有利可图的。无论如何,和这个博弈理论的家族法则有一致性,这个法则断言,重复偏爱合作;虽然我们观察到甚至单一的游戏中奖惩策略的实质的用途和合作成果的获得。”

非合作的成果是令人喜欢的,无论如何,在较大的团体中,甚至在受制于私人信息的较小的团体中,协调一个合作的成果是很昂贵的。在较大的团体中,通过市场利用产权和交易媒介,以及弥散的私人信息,非合作的相互作用支持社会满意的成果的获取。实验研究长期支持这种基础的市场法则。这个法则并不一般地失灵,无论如何,在小群体的交往中,人们会使用能够使盈余接近最大化成为可能的奖励Π惩罚策略,来改变他们的严格的私利行为。像在进化的心理学中看到的,这种行为不是不解之谜,而是我们心智发展和社会适应的自然产物。(1995)

其他人像斯蒂芬杰古尔德( Stephen J . Gould) 建议说,在遗传的建筑设计——它给出了较大的文化进化的范围——中有很多松弛部分。他主张,不只是选择环境变迁,在许多情况中,它都是相对宽松的,导致机会和培育性能而非竞争的压力,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的确,我们许多个人的偏好——饥饿、渴望、性,还有我们的信念,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一些偏好和大多数信念是后天获得的。

博弈理论家肯宾默尔( Ken Binmore) 认为,我们的基因并不强调我们更喜欢或相信确定的事情,但是它们应当为组织我们对于偏好和信念的认知过程负责。他认为,我们与生具有的运算法则,不仅解释了我们依据偏好和信念系统所观察到的自我和他人的行为模式,而且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积极地建造这样的模式。这样的归纳过程的进化的优势是,在我们的内部的实验室中,针对过去的经验, 新的行为得到检验。人们拥有这种能力,即在任何博弈中,学习第二种最好的策略的潜力。互动式学习包括两个阶段,我们首先接受一个社会信号,这个信号告诉我们如何行为,然后测试这个和我们偏好相逆的行为,看看我们是否希望遵循它的推荐(1996)。

相对于文化演进的影响,心智通过遗传编码的数百万年才得以适应的程度,是一个问题。另一个和这个问题明显相关的是,心智如何运作。对回答本文第一部分结尾提出的问题来说,这两个方面是核心,并且,无论是进化的心理学还是认知科学方面,我们距离解决它们还很远。
前述的实验经济学中产生的研究概要清楚表明,有一种先天的合作动力,但它形式上的巨大变异和它的成功的不同程度,使得合作行为的文化成分对非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成功创造来说,是决定性的。创造经济和政治的非个人交易的合作框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的核心。

心智如何运作? 近年来认知科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样明显的是,认知科学家之间有很多的分歧。”联结说”是有前途的研究议程吗? 更简单地说,合理性和智识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 合理性是从普遍到特殊的根本的推论程序吗? 我们很关心理解人们发展基本的装备以促成知识运作的方式。社会科学中有个持续的张力,一方面是人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证明,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实质的合理性假设。一方面,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天真的人们在概率论、做决定和基本逻辑这些相对简单的任务中,有着惊人的失败。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和电脑科学家有一个持续的信念, 即通过理解人解决问题的绩效,我们可以更好地制造真正的智能机器(洛佩兹[Lopes ],1991) 。人的确可以思考、分析、推理,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建构范畴、表象和模型;并且,在演绎推理不可能的地方,人们借助于其他的、不同的方法思考。类推与模式识别的使用和传递其他相似情景的经验, 提示了归纳推理的普遍运用。认知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使得推测迟疑不决。

很奇特的是,经济学和认知科学中的争论,有着类似的起因。经济学的合理性假设在其早期阶段,假定人们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私利,并据此做出相应选择。这不只是说人们了解所有可能的选择,而且他们的选择受到技术和收益(特定的固定偏好) 所施加的约束的阻碍,但是,他们的选择没有受到人们做选择时所处语境的阻碍。相反,新制度经济学断言,人们往往是在不确定性状况中做出选择的,那些选择受到制度语境的约束。

认知科学中也存在一个相似的二分法。占优势的传统一直把心智视作和电脑类似的信息处理机器。持相反观点的少数派则认为,认知理论必须追随而非先于文化世界的描述,人的认知行为是植根于文化世界中的。艾德文赫斯特( Edwin Hutchins) 的《野性的认知》(1995) 中,对这个观点有很好的论辩。本文前面部分明确的是,我相信,在把认知科学应用到经济学方面,最有前景的方法是假定,和合理性原理及其演绎推理暗示的相比,人有一个相当不同的智能。在我看来,伴有导向认知科学的文化影响路径的制度分析似乎是最有前景的方法。我发现”联结说”的框架最适意,这个框架提示大部分的学习来自吸收、适应微妙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并且逐步修改我们的行为。含蓄的知识的演进,不是像以往推论的那样。事实上,和理解和领会问题的解决相比,我们在推理方面是相对贫乏的。如果事情和我们经验中发生过的其他事件充分相似的话,我们擅长领悟和理解。我们善于模式匹配,它是我们感知、记忆和理解的钥匙。这个特性是我们能够概括和使用类推的关键。神经网络学习组成快速而有限的系统,它有效地替代用以推理的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提供的只是运动神经控制、面部识别和破译手写密码的恰当的资源,但是,在提供用于制造仔细的、有序的推理方面,还令人极不满意,有待改进。不过,两个因素促使人们克服这个障碍: (1) “支架”,其中,遗传的和文化的遗产已经做了大多数的推理。(2) 表象的重新描述,经由概括和类推,人能够不断改组我们的知识,以作为人的创造力的源泉。

一项最重要的认知研究认为归纳过程有这样的特征,在它的作用下,以规则为基础的精神模式持续地不断形成,不断更改:这个认知系统不断地忙于追寻它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原理坚持不懈地被再范畴化,预言被一再产生。作为这个一项最重要的认知研究认为归纳过程有这样的特征,在它的作用下,以规则为基础的精神模式持续地不断形成,不断更改:这个认知系统不断地忙于追寻它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原理坚持不懈地被再范畴化,预言被一再产生。作为这个过程的部分,各种控制条件促成系统规则中归纳的变化。意料不到的结果提供了这个通过创造新的规则作为假说的系统所解决的问题。拥有共享性质的概念是有活力的,由此,提供了解决问题和生成规则的类推法。系统的主要任务可以被描述为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

但是这个持续的归纳过程——通过它,规则所基于的模型得以形成——必须放在基因的编码和文化的支架的语境中,这个支架对人们的选择施加了基本的约束。由于不在起源和文化组成之间画一条优雅的分割线,这个方法的强有力的暗示是,和理性选择模式相比,可依赖的选择范围受到先前存在的支架的根本的限制。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人类如何学习,如何把信念和偏好结合起来,以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是经济理论的基础; 再者,在面对纯粹的不确定性时,他们如何和为何发展理论(并据此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