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2012
亚当·罗伯茨
英国科学院院长
牛津大学荣休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海外荣誉院士
20年前，东西方冷战在欧洲刚刚结束之后，我受邀到北京做了一场题为“国际关系新时期”的讲座。当时，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讨论颇多。我用异常严肃的语气结束了我的讲话。
实力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一个主要因素，尽管与一些所谓 “现实主义者”的寓意相比，它在性质上更加模糊，在形式上更加多样，也更不可能成为无所不包的目标——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专心求索即可实现的目标。我们仍然生活在核武器的阴霾下。如果说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人们迷信了几个错误的救世主，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相信，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救世主中最后的几位。对于国际关系来说，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不能假装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i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我今天所说的话同上述评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我必须首先强调很明显的这一点：即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巨大变化的时代——即论坛的主题“新时代”，因此需要有新的思维。本届北京论坛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是要认真地、创造性地去思考会议组织者所提出的适应时代变化的这些鲜明主题。这篇简短的介绍将围绕这些主题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全球秩序——展开。
在国际关系的论述中，严密性和创造性并不是总能够相得益彰的。给实现国际和平开令人乐观的药方，是有很长历史的。1864年，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建立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时候，他指出协会的目的是“维护道义和公正这一简单法则，它应为支配个人关系的准则，也是国家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愿“道义和公正的法则”真的能够如此简单。这一令人鼓舞的宣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低估了实现国际和平任务的复杂性。本届论坛给我们提出的挑战，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既需要着眼于未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又需要脚踏实地（严格且实际地检验新现实）。
促使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并以繁荣为共同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代事件来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相遇经常以悲剧收场。离我们会场不远的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掉。可能导致类似悲剧的当代问题也不在少数。我们在本次会议上的任务是，既要思考我们当今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也要考虑应对这些挑战的机遇。
当今世界秩序的六个特征
首先，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列出当今全球秩序的六个显著特征：
1. 1945年来国际战争的数量下降
2. 后殖民地国家内的大量冲突
3. 政治转变和经济进步的压力
4. 全球化的矛盾效应
5. 国际机构面临的挑战
6. 对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意识增强
我将以提出一些命题来结束本此讲话。它们不是以具体政策建议的形式出现，而是对我们思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方式、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以及我们对文明的理解进行的讨论。
1. 1945年来国际战争的数量下降
对所有的数据都应该持怀疑的眼光去审视，但是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中“武装冲突类型”的表格是个特例，它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表格中传达了什么信息呢？ii
1.国家间的大型战争下降（黄色）。这种战争大幅下降，无论是战争的数量还是伤亡人数。这显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2. 所谓“体制外战争”的数量下降（灰色）。这类战争基本是欧洲海外帝国与反殖民主义运动之间的战争。
3. 国内战争发生率走高（红色）。
4. 同时还存在国际化的国内战争（黑色）。即其他国家直接干预的国内战争，包括外国军队的参与。
产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有诸多原因。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指出，这些变化都发生在现代社会暴力应用普遍减少的背景下。许多原因造成了这种趋势。有趣的是，平克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同情心增加了，这得益于许多发展，其中包括一些艺术方面的发展。他特别指出小说对提高人们理解彼此问题的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iii
从乌普萨拉表格和史迪芬•平克的数据信息里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有些事情很明显是需要小心谨慎看待的。比如，在国家间战争中：
o 长期和平的存在得益于很多原因，其中有不少是存在争议的。它可能得益于对战争的记忆、核武器的发展、联合国的活动和价值，或者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多。
o 没有什么可以确保这种下行的趋势一定会继续。曾经有一些时期，比如在19世纪末期，人们相信发生战争的趋势在下降。
o 国际战争数量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部署和使用武力的能力不再重要。
然而，所有信息都表明本届论坛的理想主义目标——探求文明的和谐——不是不现实的。过去的一些进步观念具有局限性，但是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的现实，至少不能对我们减少了战争发生的几率视而不见。
2. 后殖民地国家内的大量冲突
1945年以来，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整体趋势是分裂。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由组建初期的50个扩展为现在的193个。上文的表格表明后殖民地国家——外国统治的一些领地取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发生了大量冲突。后殖民地国家内的冲突经常以内战形式出现。这种国内战争是今日国际社会困境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来源。下面的这个表格，“按不同地区列出的武装冲突”，也说明了这一点。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目前大部分武装冲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这个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见证了最伟大的殖民地独立浪潮之一。该表格说明了以下内容：
1. 欧洲发生的武装冲突几率低。（在底层，黑色标记）
2. 中东地区暴力持续。（次之，灰色标记）
3. 亚洲武装冲突频发。（红色标记）
4. 非洲武装冲突频发。（黄色标记）
5. 美洲武装冲突数量相对较少。（在最高处，紫色标记）
为什么在后殖民地国家冲突频发？人们很容易将此归咎于殖民统治国家犯下的毋庸置疑的过错。然而，这样想的话，就会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排除在外：即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拥有可接受的宪法体系、合法的国界以及睦邻关系困难重重。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当今世界存在的大部分冲突。我们甚至在英国也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在北爱尔兰，英国与其他国家（爱尔兰共和国）有陆地边界的唯一地区，我们从1960年代末期至1998年动荡的岁月里见证了该地区的社区间冲突，这种形式的冲突与后殖民世界的诸多国家中发生的暴力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
3. 政治转变和经济进步的压力
过去两年中，在北非和中东的众多国家里，要求改变的压力非常明显。这些事件同东欧1989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显示了利用民众反抗真正实现和平转变的运动具有很大威力。[该图片讲述的是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举行的一场游行：2月11日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再次印证了非殖民化的悲惨教训：正如谴责殖民剥削比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更容易那样，推翻旧有的政治秩序比建立新秩序要容易得多。
此外，在一些国家（最明显的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阿拉伯之春导致了内战，并使这些国家面临军事干预的威胁或既成事实。然而，对这些国家已经或者可能进行的干预，不同的政府（比如中国和美国）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幸的是，政治变革压力的一个间接后果是国家间的相互怀疑变得更为严重。
所有这些都对我们讨论政治理论的途径提出了质疑。我会在后边继续谈这一点。
4. 全球化的矛盾效应
一个被广泛用来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特征的词是全球化。它特指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市场经济体的增加、货物和服务的国际交易，还有电子革命。这一单词经常与国际和跨国参与者及机构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联系起来。它有时被用来说明，其实当今每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一面，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种全球文明正在呈现。iv
从1945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引起了惊人的变化，它已经使亿万人摆脱了贫困。有些人认为，所有这些变化让人们开始质疑国家的作用是否在下降——纷繁多样的跨国行为和超国家组织（不管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使国家的作用变小。然而，关于全球化的更大概括足以引起质疑。主要原因有二：（1）有些人怀疑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全新的现象。（2）即使全球化有其全新和重要的方面，它将削弱国家的作用这一点并不明显。
实际上，全球化倾向于激发反向趋势。它引发了宗教和民族主义在面对外界影响冲击的时候产生的抵触情绪，有时甚至带有攻击性；它让政府感到有实实在在的必要性，去限制过渡全球化的最坏恶果。这两种反向趋势在2001年对美国发动的9•11袭击以及各国随之做出的反应中体现出来。这种干扰引领国际社会重新强调国家作为维护国际法律标准和反恐行动的主要机构所起到的作用。
质疑的第三个原因是现阶段的全球化已经暴露出明显缺陷：比如，金融丑闻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剥削流动性工人，以及漠视环境。任何为实现“文明的和谐”所采取的措施，其核心一定包括对全球化存在缺陷的坦率承认，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本世纪已经看到的。我确信本届论坛第一小组会议中颇受欢迎的对“反思资本主义”的讨论，将提醒我们资本主义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并不是所有的形式都以赌场道德为标准或者相信个人利益一定高于社会整体利益。
5. 国际机构面临的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各种物品国际间交换的增长是创建一个同一性世界的强大驱动力。国际关系方面的思想家——尤其是来自在航海与贸易方面有巨大利益国家的思想家——很早就推动了这样的观点，即存在一个建立在某些共享的原则和利益基础上的“国际社会”，而且如果要想让这一社会运转的话，需要有共同的机构。实际需求和政治紧迫性——甚至有时是权力政治的紧迫性——促进了许多国际（甚至有时是超国家）机构的建立。
联合国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全面能力的全球组织像联合国一样存在了这么久。这需要联合国在各个领域——比如战争、航空、人权和环境等——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它在对合法使用和控制使用武力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也有这样的作用）。它对减少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做出了贡献。
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全球各地的区域组织——面临严峻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与他们不是半官方机构，只能在有限权力的基础上运行等现实相关。即使有任何进展的话，这些进展也经常进两步退一步。比如，1999年时，欧盟建立了对大多数成员国都适用的共同货币体系，这看上去是一个进展；但是，同时它也产生了下面的局势，即成员国政府几乎没有能力解决失业问题，而这是经济衰退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结果很容易预测：非常遗憾，欧元没能阻止雅典街区内暴力事件的发生，甚至可能是这一事件的起因。国际机构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曲折而不平衡的。
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是最大的。当今世界，联合国的使命及其组织结构都引起了质疑。
o 应对内战本质上是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它不是联合国成立之初的使命之一。卷入这样的战争使联合国陷入了1994年的卢旺达悲剧和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悲剧。
o 至于组织结构，安理会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排除了许多大国的参与，削弱了联合国的合法性。然而，当现在的常任理事国成员（尤其中国最明显）反对改变的时候，问题就很难解决。
这两项挑战都需要应对，尤其是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出面，但是它们没有妥善应对最近发生的一些危机，特别是叙利亚问题。处理组织结构这一问题的一个诱人而无效力的方法，是提出一些听上去有进步意义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肯定会被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大国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否定。另一个更可能的实现改变的方法是努力尝试达成某种一致意见，并继续践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摸着石头过河”。v
6. 对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意识增强
大约从2008年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即使在城市以外的地区，能够看到电视、使用手机，甚至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变化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世界具有深刻寓意。它意味着对一些全球性问题，人们至少有可能存在相同的观点。下面列出了四个这样的问题：
• 环境威胁——全球变暖
• 能源安全和效率
• 人口增长和难民危机
• 确保食物和淡水的供给
我确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在这个列表之后增加更多的内容。我这里的目的不是制作一张完整的列表，而是希望把精力集中于我们需要增强这种意识，即我们面对的很多共同问题（有些是新问题）都是跨越国界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全球变暖对不同国家来说，含义迥异。但是，我们已经比之前的几代人更加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思维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而不是停留在现存的国家层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但是同时，在我们的世界里，现存国家并不会消失。以上提及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一些更加传统的问题也可能引起这样的冲突：
寻找资源。对资源的探求在过去促发了欧洲殖民主义，在今天的战争和危机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帝国的分裂。帝国的分裂过程极少会以和平形式进行。南苏丹地区获得独立后与苏丹政府冲突不断即是例证，说明帝国分裂引起冲突的风险仍会继续。
陆地和海域都存在的领土争端。这种争端在过去引发了危机和战争，未来也可能再次成为导火索。
当涵盖颇广（从人权到军控）的国际法律标准被某个别国家违背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伊朗的核活动可能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进而引发了长期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主要新兴大国崛起。中国用“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来表述，但是同时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vi
诸如此类的问题提醒我们，当我们努力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或者全球性意识的时候，人类的想象力是有局限性的，就好像我们在创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过程中，我们的想象力也同样是受限的。
三项建议
在本次主旨演讲中指出应如何应对我在上文中粗略概括的特征是恰当的。我将就应该如何看待政治（特别是政治理论）、国际关系、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
我们的机构和思考方式需要做出哪些变化呢？
政治理论：超越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在所有政治理论中都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即首先从一些初始原则开始，得出“良好生活”的构成因素，然后设计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种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从十七世纪开始，许多自由国际主义的论述，无论是政治家或者作家的论述，都在本质上具有突出的普适性。美国的《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宪章之后，联合国发布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伟大文献叫做《世界人权宣言》，这与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普适性的承袭是很有力的。但是，对于具备以上我所描述的特征的世界来说，未必适合。同时，它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能够促成一种信念，即你只需要将一个社会从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一切都会自然安好；近几十年来，这种信念在西方世界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其他地区持续的冲突和政治失意都是普适主义信念错误的例证。
一些政治哲学家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宣称某类民众还没有做好参与民主政治实践的准备。据说亚洲人、阿拉伯人或者天主教徒注定受专政统治，任何事都无力改变。这种方法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许多国家发生的事件——1970年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更近一点的韩国和印尼，当然还有阿拉伯之春以及现在的缅甸——都证明自由政治思想具有吸引力并且在很多社会都是可行的。
除了普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两个极端外，我们还需有其他备选。我承认自由主义不是仅仅植根于部分国家的一种狭隘的政治道德，而是一种在世界各地都具有吸引力的政治道德形式。但是，本命题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首先，自由主义思想需要与不同社会相适应：即不存在标准模式。第二，自由主义不能垄断：它必须与其他政治道德共存并竞争。
语言和世界史教育
尽管1945年以来，我们在减少国际战争发生几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仍需做大量工作以保障这种令人欣慰的趋势能够继续下去。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现象是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种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它们基于人类本能把世界上的动荡局面归咎于外国人。
为减少这种危险，我们急需更深刻地了解其他社会，理解它们基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经验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比如，英国应该比过去更加珍视这种理解。由于受到全球化吸引力以及因为英语的广泛传播我们可以不必学习外语的懒惰想法的误导，过去十五年间，我们允许学校和大学里的语言教育水平下降。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对这种下降趋势的担忧。直到现在这种可悲的趋势才正在被扭转。
国际战争减少的事实绝对没有终结军事干预的压力。尽管干涉主义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受到深刻怀疑，但是严格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干涉的原则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当干预绝对必要的时候，这种行为需要在对相关社会，尤其是对其历史及语言具有正确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干预行为决不能建立在下面这个不可原谅的天真的假设基础上实施，即认为重建遭到破坏的社会易如反掌。英国、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已经认识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异常困难。vii
世界各地都需要在各个领域加强教育，包括语言、国际史和国际问题。教育日益被看成是建立文明社会和促进有效经济表现的关键。本届论坛的第三小组会议议题是“正在经历变革的世界经济中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不同的文明：跨文化手段的必要性
本届论坛还将在第五小组会议中讨论“文明建设：语言交流与经典传播”。在这里，我想要支持一种抵制将单个文明看成独立的、独特的实体的方法。
关于“文明的冲突”著述颇多，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塞缪尔•亨廷顿的书因其书名极具荒谬的戏剧性而经常引起误解：实际上，书中总结说“建立在不同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有力保障”。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这种观念，即文明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庞大而单一，既能够作为文明引起冲突，也能够形成巩固世界和平的秩序。
实际上，文明和文化一直深深交错、相互关联，现阶段尤其如此。它们之间的交互是持续不断的，很多元素相互借鉴、学习，并且遍布于社会各个层次中。既然如此，那么文明间的正式对话不会是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最有效途径。把不同文明之间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联系网看成是“跨文化的”，或许更加明智，更能够准确地反映我们面对的现实。“跨文化的”这一形容词（译者注：英文为一个单词，表述为“transcultural”）在《牛津英文词典》中被定义为：“超越文化局限或者跨越文化界限的；可应用于不止一种文化的；跨越文化的”。英国、中国、美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历史，在很重要的方面，都是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认识到这些事实，鼓励跨文化了解，有助于我们推进本届论坛的崇高理想——“文明的和谐”。
注释：
i 亚当•罗伯茨，“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张宏斌、沈守元译），载于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 :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第46页。
ii 表格“按不同类型列出的武装冲突，1946-2011”，引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http://www.pcr.uu.se/research/ucdp/charts_and_graphs/，2012年10月14日下载。
iii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The Decline of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its Causes, Allen Lane, London, 2011, pp. 572–3.
iv 对全球化现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的一项全面、审慎的调查请参见Ian Clark所著《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v 更多细节请参加 Adam Roberts and Benedict Kingsbury 主编的《全球治理：分列世界中的联合国 (Global Governance: Unit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一书序言，南开大学吴志成与同事共同翻译，中央编译局，北京，2010。
vi 赵明昊，‘The Predicaments of Chinese Power’,《国际先驱导报 》，2012年7月13日， 第6版。作者为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vii As shown persuasively in James Mayall and 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 (eds.), The New Protectorates: International Tutelage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States, Hurst, London, 2011.
（2012年11月2日于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