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开放对话：构建全球化社会的基石

李·鲍林格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北京论坛，同时感谢在座各位热情的欢迎！我非常荣幸参加此次重要活动并跟大家进行交流。

中美两国共同走向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我们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程度。当然，两国各自的社会存在很多差异，但是如果你在大洋两岸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便可以迅速察觉到我们在未来若干年将共同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若要解决我们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基础性的问题，单靠国家的努力往往不够，而需要在全球层面做出努力。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日俱增，并出现了新的形式。

现代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表现在各个方面，最明显的是由全球市场不断发展带来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崛起，以及通信科技领域呈现的巨大变革力量。这两个因素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来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相关事实，在美国标普500公司里面，他们的业务不再局限于美国国内，而有约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业务；在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和企业对工业制成品的采购中，有近一半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美国退休基金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对外资企业的投资了，这一点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中或多或少被提及。同时，人们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发现我们所消费的燃油价格不再取决于我们的消费水平。一国的商务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那种凭一国之力便可应对所有重大问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对美国如此，对中国也如此。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应对其他问题时也要注意这一点，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疾病、信息技术发展，以及恐怖主义等等。

当我们在寻求如何共处以及探讨该持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时，肯定会有分歧和冲突。不管你喜欢与否，国家和国民都将日益卷入到自己境外所发生事情之中。这就是新世纪的发展路径。

全球化社会产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刚刚描述的这种现实情况还没来得及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人们既没有认识到变化规模如此之大，也没有认识到它对于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影响会如此剧烈。我相信大学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肩负更大的责任去教育新一代让他们了解新的世界，同时更有义务向他们清晰地描述我们所面临这个全球化社会。要想履行这一职责，大学必须重新的反思我们研究和教学的课题。我也许是第一批率先承认大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灵活”的反义词的人。有些人甚至会说大学反应迟钝且缓慢。当整个世界就像前15年一样在快速地调整方向时，我们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只能在时代的潮流后面拼命地去追赶。

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一所也许是最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大学里，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去了解新兴的全球化社会的要素。今年9月，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设立了第八个全球中心。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心，包括设立在北京的东亚全球中心，都能在各自地区发挥灵活枢纽作用，建立与海外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把各个领域的学者、学生、公共机构的官员、企业领袖以及创新人士汇聚在一起。包括纽约总部在内，我们的全球中心网络已经覆盖了五个大洲。

在我们位于北京的东亚全球中心的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麦肯锡公司，共同发起了“城市中国计划”，旨在探讨如何以创新方式来应对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在今年夏天，我们学校首次组建了两个学者考察团，其中一行人走访了北京、上海和孟买，以环境与城市化发展为课题进行了区域调研。回到美国之后，考察团的很多学生向我们谈起了会对他们一生都产生影响的所见所闻，而这正是得益于我们的全球中心帮助他们做好了联系和安排。

世界上的优秀大学如果想保持学术创新的活力，就应该不断去改善体制并不实现我们的使命。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深信自己的全球中心网络将把他们的影响传播回我们的校园。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变得不一样，教职员工的授课方式也会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思考方式都将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发生变化，否则将无法领悟到全球化教育带给自己的启迪。

尽管我们在演进，但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使命，同时也是我们对社会最主要的贡献，实际上仍未改变。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大家本能的反应，不要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也不要对各种课题浅尝辄止。在大学里面，学生完成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仅仅说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或“我感觉就是这样的”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环境下面对一个问题，你必须说出原因，解释自己的想法，提出一个观点，陈述前提，为自己的假设做出辩护，并且尽可能证明自己的结论是正确而真实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顽固不化，答非所问，满嘴胡言乱语的话，你应为此感到羞愧。当然，理想跟现实是有距离的，但我们在不断努力缩小这个差距。

大学以外的世界跟大学有很大差别，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则。生活就是这样，生活总是给我们提出各种现实问题加以解决。但我想说，跟大学需要改变一样，公众也需要改变，公众完全可以从大学开出的一剂良方中获益。当今的政治气氛就是去反对专业知识，不去相信专业知识，因此他们非常顽固并缺乏宽容，尤其在公众场合下，他们表现出的“少说话则少犯错”的态度是非常糟糕的。拿气候变化做例子，在科学界，人们基本上已一致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负有责任的个人或者机构怎么能对环境现状视而不见? 这种态度带给我们巨大的问题，这说明人们没有去尊重知识，尊重专家。这同时意味着愚昧的开端，甚至导致极端的群体行动。当理性消失的时候，一切后果都有可能了。

大学和政治这两个世界就像轨道星球一样，有各自的轨迹和彼此之间的重力影响。拥有诸多优势的大学必须注重综合考虑外界社会的因素来进行自我管理。如果大学想要对社会有所影响的话，我们的求知欲必须得到合理的控制和引导。另一方面，公众的论坛必须建立在学术知识的基础之上，同时要更注重继续吸收我们在大学当中培育出来的钻研和创新精神。

民主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针对实际情况做出妥协，但它不仅仅是这样，民主同时也允许人们能通过自由讨论来获取合理的乃至更好的观点。

社会本身是在变化的。面对表面看上去的一些不可控力，传统社会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并逐步被溶入进新的体系，人们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正经受着比以往更大的焦虑。所有领域和学科，尤其是理科和文科，都应该联合起来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我们那些最灵敏的真理追寻者和真理传播者，他们在过去的各个世纪都以经典的形式认识并记录着这些微妙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两种主导力：一是市场，二是思想平台。我们需要联合这两种势力去创造一个能充分利用这二者力量的世界，并且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贡献一己之力。我们亟需良好的公共体系、法制系统和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同时要准备好迎接这个新兴世界。不管其他机构如何，大学一定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迎接这种挑战。

无论世界的人口是生活在传统的社会还是新兴的社会，我们都一定要让绝大多数人拥有公开的讨论机会以及理性的思考方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社会中所做出的决策，都有赖于潜藏在我们决策下的思维的质量，都有赖于我们教育未来子孙后代适应这种互相联系的世界的能力。

谢谢各位！

（2012年11月2日于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