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美关系，构建21世纪新亚太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国会议员

尊敬的朱教授、尊敬的北大的教授朋友们，尊敬的外来的朋友们，同学们，早上好！

你们可能记得，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怕陆克文说中国话。我的计划就是一部分说中文，一部分说英文，好不好？

首先，多谢北京论坛的盛情邀请，让我回到北京、我的老家，讲一下关于我们所有国家面临的几大挑战。在过去30年，我经常来到北京，作为外交官、作为州政府秘书长、作为商人，作为澳大利亚国家总理、作为外交部部长、作为国会议员，来到这里。我总会探访朋友和家人——包括我的澳华混血的外孙女谢雨尔，他们都住在北京。我每天登陆微博同城与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相同的——都对家人和个人的未来报之以同样的希望和忧虑。我想自己在未来的角色就是努力为全亚洲开拓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

战争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贫穷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我相信，亚洲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战争打败贫穷。但是这样的使命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与深思。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16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传记，书中讲述了他几次试图与中国当时朝廷接触（的失败经历）。这让我想起了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往往处于互相不了解的状态。利玛窦可以说是西方汉学家的守护神，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通读汉语、文学、哲学、科学和宗教。在没有任何字典和语法书的情况下，他掌握了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还自己编纂了字典和中文语法书。他将“四书五经”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许多论文，内容包括阐述中国和西方经典的“友谊”概念，虚构的中国儒家和希腊哲学家各学派之间的25段对话，以及其它几何、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另外，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文艺复兴之子，他还写了“献给天子的大键琴八首歌”。）

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25年，向明朝朝廷上奏求见万历皇帝。让我感兴趣的是当时明朝朝廷给利玛窦的回复。朝廷表示：利玛窦宣称自己来自遥远的西方，但是大明史书里从未提到此地，因此无法得知所言是否属实，他敬献给皇帝的礼物毫无价值。朝廷将赏他丝绸若干、帽子一顶、腰带一条，送他打道回府；为避免其与朝廷太监勾结，煽动叛乱，他不得在京城逗留。对于利玛窦20多年的努力，朝廷的这个反应确实很令人失望，同时，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利玛窦与他罗马的上司之间的通信，就会发现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观。

四百年之后，虽然中西方在相互理解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利玛窦的经验还是值得一看。他提醒我们，相互理解仍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正如本次北京论坛的主题，我们需要用新的思维来面对今天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来考虑在21世纪如何最大程度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所以今天我想讲一种基于传统概念和西方的安全概念的想法，我称其为“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

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即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和世界大国之一。 西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在当今世界突然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当代的政界，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在广泛引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塑造当代中国的一些重要概念。例如，最近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课题——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就是如此。阎教授目前的另一个研究项目是如何以经典儒学的基本道德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我在本次论坛提出这些，是因为西方如何分析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分析西方，对于我们与中国在今后十年塑造共同的未来非常关键。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演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汉学概念——“后汉学”。未来西方汉学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不仅仅只从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战略学等进行单方面的研究。因为中国的治国之道也是由所有这些方面形成的。我们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主张与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友好关系，我提出的这一概念借鉴了中国传统经典的“诤友”概念，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真挚的感情，在必要的情况下坦诚相待。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以前的发言中，包括2010年在北京的财新峰会，我也阐述了我的思想和想法：不冲突，也不客套，与中国接触的第三条道路。同样，中国一些研究者常常使用“反华”与“亲华”将西方划为两个政营。这种划分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学术分析上都没有用。这种表述在冷战时期或文革时期可能还有些用处，但作为当代中国政界、官员和学术领域的分析术语，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北京论坛也许已经讨论了新汉学思维的必要，中国也日益了解，考虑到21世纪西方集体的文化和民主特征，相比起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单面假设，中国对于西方或对美国的单面假设更加无用。

北京论坛的主题——文明的和谐呼应了中国“和谐世界”这一外交政策远见，也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有直接关系，“和谐”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丰富的内容，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概念，包含着平衡、大同等概念。也有人认为，和谐的概念还包含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如仁、义、智、信等。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哲学很重要，思想很重要的，概念也很重要。由于历史延续性，也出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政策方向不仅需要得到中国政治领袖的理解，而且需要向8300万共产党党员解释。其中，创造性的挑战在于如何翻译这些概念和术语，以便将其纳入一个非中国的概念框架并让西方国家理解，这个挑战很重要。例如，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范式辩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社权主义等等），对中国国内来讲几乎都是陌生的概念。其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愿意承认，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明确定义的中国学派，虽然两者有明显的共性（如《孙子兵法》）。仔细分析就能揭示出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包括外交，与西方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谐世界”在概念上与基于多边规则的秩序有很明显的的重叠。多边主义主张协调冲突的立场，试图寻找一条中间妥协的道路，寻求一种平衡。

尽管在不同文化中普适价值有不同的名字，多边主义则有可能把这些价值观合并起来。因此，从概念的角度来讲，我提出一个实际的建议：不同学术机构之间共同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以共同规则秩序为基础，创造东亚多边性概念。这并不是放弃已植根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核心原则，相反，能避免这些核心原则在文化上，甚至在翻译过程中失真的风险。这个项目应该吸纳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智囊团和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学术领域，我们可以展开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成立的一所中国与全球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在澳大利亚政府直接自助下成立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我刚才提到的“后汉学”概念。我相信这个中心可以在澳大利亚形成一项新的研究传统、学者传统，即对中国的看法不再通过欧洲或者美国的眼光，而是以澳大利亚在亚洲半球的位置来定夺的观点。

现在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选举和换届，11月6日美国的总统大选，11月8日中国领导人换届。这次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中美两国元首需要制定下一个五年的中美战略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应该包括每年固定数次的首脑峰会，设立全球和地区合作议程，双方政府授权的关键人员开展谈判。这个路线图也应该包括如何为东亚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规则的秩序。

今年上半年，作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我在纽约对亚洲协会发表演讲，9月下旬在新加坡参加全球对话，我都提到了这一秩序可能包含的原则。特别是在新加坡的全球对话中，我详细阐述了构建新的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不是另一个名字的美式和平，也不是中式和平，这一模式将有意识地从头开始建立安全和战略合作的习惯、惯例和规范。这一概念不会忽略该地区的底层战略现实，包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美国未来在该地区持续的军事和外交介入。相反，这个概念会接受这些现实，但是它同时寻求创新，创立新的思维，形成新的格局。我们可以回想当年冷战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日子，美国、苏联和欧洲成功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在欧洲形成了安全合作会议机制并建立了信任和安全建设的基本措施，以减少意外或偶发冲突带来的风险。事实上，亚洲没有任何信任和安全建设的措施，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安全政策环境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

那么，新的太平洋主导模式是什么样的？首先，要明确制定一些基本原则：第一，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应当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应该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接受中国的安全利益。第二，接受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联盟和持续的战略存在。第三，接受亚太地区其他成员国参与本地区治理。第四，东亚各国和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规划实际行动程序，建立信任措施，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包括联合搜救、救灾、反恐、反犯罪组织等方面的联合演习。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与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以及中国传统的中庸、大同等概念是一致的，也与西方的多边主义概念兼容。

如果我们认同太平洋和平主导模式的概念，接受既不专门针对美国也不专门针对中国，而是以亚洲半球为整体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强具体工作，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

最后，东亚峰会是实现这一概念的最好方式，因为它每年召集18个东亚国家的领导人，还具备开放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程。我们应该以此塑造共同的区域愿景。否则，我担心本地区的思维模式与竞争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分歧和分裂。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