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th Joseph Arrow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工程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政策研究所及其健康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采访者： 李力行、Lee Jisoon、汪 洋、陈梦吉、陈晓晨、洪嘉泽
Kenneth Joseph Arrow（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以下简称阿罗）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工程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政策研究所及其健康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阿罗教授五十一岁时，因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迄今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2009年11月6日上午，阿罗教授在北京论坛（2009）开幕式上作了题为“经济理论与金融危机”的主旨报告。在北京论坛召开期间，北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的学者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下为北京论坛秘书处编辑的专访节录。
学术贡献
记者：阿罗教授，您荣获1972年诺贝尔奖，当时您年仅51岁。我想当时您是世界上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学者。37年过去了，经济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今我们对经济有了更多的理解吗？
阿罗：是的。首先，关于经济运作我们掌握的信息比以前多了很多。比如，你问起改变关税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今你大有可能得到中肯的答案。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大大改进了统计方法、建起了广博的知识库来处理复杂问题。举例来说，计算力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不难验证各种假设。
然而，在一些基础的层面，我们仍有很多东西弄不清楚。经济学是非常复杂的体系，包含很多关联，一种因素发生变化，会影响其它许多事物，以至于我们充分估量该变化的威力极为困难。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能跟我们谈谈实验经济学吗？
阿罗：有两种实验经济学：一是小规模的真正实验，这些实验大多涉及大学生，因为找他们参与实验很容易。这种实验能启示你：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是怎样的情况；二是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打交道的实地实验，经济发展研究者经常做这种实验，在某一村庄做不同寻常的事，观察会有怎样的影响。我想通过这样的实地实验，他们对诸如教育、卫生和女性角色等各方面有了很多了解。然而，实验不能取代分析和大量国家资料库的运用。实地试验要同理论和资料联系起来。
记者：二战后商业周期波动缓和化了，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阿罗：我总认为其中有很多运气的因素。1981至1982年的大萧条期过去后，我们享受了长时期的繁荣，很多人认为那个时期是经济大缓和期。我想这一点表明人们能很好地理解了货币政策。然而严重的危机已经爆发了，缓和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担心的是我们所说的LTC（长期资本管理）失灵，应基于非常科学的原则建立对冲基金。我觉得理论所起的作用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银行借钱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们的举债比率为33：1。问题是：为什么银行愿意提供贷款？银行并不是无知的机构，至今我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格林斯潘有能力同各银行磋商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并且，最终银行也未蒙受损失。我想那是一大不幸。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应采取措施遏制泡沫吗？用格林斯潘自己的话说，那是“非理性繁荣”。结论是因为你不知道有泡沫的存在，你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要是泡沫确实破了，我们才能有所行动。
很多人认为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抑制通货膨胀。我们之所以遭遇危机，是因为银行明白通货膨胀已经发生了并努力抑制。然而，他们等待的时间太长。我从不相信商业周期是因此产生的。按格林斯潘的观点，应该坚持控制通胀，那么像我这样的理论家质疑通胀的意义何在？如果股票价格上涨，是通胀吗？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通胀只体现在食品、住房以及衣物的价格上涨？还有证券呢？我从未看到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价格应该控制，而另一些价格却无需控制，我还认为需要不止一种手段。利率之外，还需有其它的东西，需要限制杠杆作用。
记者：在北京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您提到金融交易的一大根本缺陷是：失败后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而成功后获取的利益是无限的。
阿罗：这是大众媒体谈论的一方面，我认为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你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人们破产后，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几乎无能为力。有趣的是，破产者都是消息灵通的人。为什么如雷曼兄弟这种很大的利益攸关方并且对市场了如指掌的人会到破产的境地。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管理人员只着眼于短期结果，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赚钱的。当其他所有人都大笔大笔赚钱的时候，很难告知大家你认为市场已经太离谱了，反监管的情绪是如此强烈。
记者：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社会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觉得您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哪个更为重要？
阿罗：我认为社会选择理论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卫生经济学，这不单单是医疗问题，关键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最本质的问题是，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医生知道的信息比病人多，病人无法判断医生是否会给他好好看病。除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病人得病的具体情形医生和病人了解的信息都比保险公司多，因此存在对医疗资源过度使用的倾向。保险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再分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不想就此细细展开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不只属于医疗行业，在金融管制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一些情形下它不怎么重要，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很重要。比如，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在我之后，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三个方面是一般均衡理论，当然并不只是存在性定理。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存在性定理是由我和德布鲁证明出来的。这是一项很艰难的经验性工作，但是却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更清晰地说明了什么是一般均衡理论。这并不是原创性工作，因为想法早就有了，事实上，有四、五位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方面做过工作。我觉得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更为重要。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
记者：经济危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产物，特别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共同造成了这次经济危机。你对此有何评价?
阿罗：从长远来看，中国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确实是一个无法持久维系的贸易模式。中国迟早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自己的产能。
贸易不平衡确实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我不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与这一贸易不平衡有直接的关系。当前的危机更多地是由于近几年来美国国内的房地产过热而引起的。我想，人们对房地产过热如何在短期内就诱发了这次危机的认识还不充分。
记者：美国减少进口中国产品，或者放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限制，都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手段。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手法？
阿罗：平衡中美贸易是个长期问题。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和决定中国内需容量的中国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有关系。
从我了解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国扩大内需还要做很大的努力。当然，没有哪个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全部的真实的情况。我的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那大多是企业储蓄而非个人储蓄。企业的利润率很高并不能说明工人真实工资的增长。
记者：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储备，而美元贬值看起来难于避免，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平衡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
阿罗：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是一种投资方式，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当然，不管怎样美元终究是要贬值的，这也许是中国为了维系自己的出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人民币确实是被低估了的。不过，我认为找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合适汇率是个长期问题。
记者：很多金融衍生品是为了对冲投资风险而发明的。但是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却成了危机策源地。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阿罗：人们以投机的心理购买原本用于对冲风险的、复杂而难于控制的金融衍生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你要知道，多数能投资金融衍生品要么是财大气粗的投资者，要么就是用他人钱的基金管理者。他们不担心一、二次的损失。
当然，我们会问为什么财力有限的私人投资者愿意借钱给投资风险很高的金融衍生品的基金？这个很好理解，他们想赌博一把，赌输了怨不得谁。
但是，我们还需要问，为什么银行愿意借钱给这些基金，而不多注意风险？从此次美国的救市就可以看出，一旦银行出了问题，政府就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替它们还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银行不会因此接受教训，它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记者：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计划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监管能成功抵御风险么？另外，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否与自由市场的信仰相违背？
阿罗：问题在于你如何定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应该是个信息透明的市场。以最简单的股票市场为例，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催生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定期财务公开。正是因为这些信息的公开，才使得投资者能更好地了解他们所买卖股票的真实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政府的监管法规使得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使市场更像市场。
记者：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授，你怎么看这次危机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
阿罗：传统经济理论试图探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我们知道，在这次危机中，各类衍生证券市场发挥不正常，是当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众所周知，现在经济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人们现今和将来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创立价格机制的目的是用来决定资源的分配，但是，价格机制却无法对未来的货物进行分配。
尽管我们确实有农产品和某些矿产的期货市场，但是工业制成品并没有未来的价格机制。举个钢铁工厂作为例子，当人们为建立钢铁工厂投资时钢铁还没有生产出来，担心的根源会在于钢铁产品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市场并不交易普通商品，而是交易各类货币，还有门类庞大的信贷工具。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完全预见”理论是假设个体能够正确地预见未来价格。但实际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主体的有限信息，导致了理论上的缺陷。
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当前市场结果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很早就被基本接受了，但却并没有系统的方法把这种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之中。
在金融市场上，人们试图用一些理想的市场供需模型来构建信贷体系，以期决定未来的价格。这些道理被不断地讲述，但并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和把握证劵市场或者未来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
记者：你将危机蔓延的主要原因归于大型金融机构。你提到他们了解市场的缺陷，但却有意忽视这些缺陷。这是为什么呢，忽视这些缺陷，导致危机，最后受损的不正是这些大型金融机构么？
阿罗：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比较常见。对于公司的主管来说，公司破产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对于高管来说，最差也就是被解雇，但是业绩好的时期，高管得到的奖金却不会被收回。因此，正确的决策，虽然对社会层面是理性的，但对于高管决策者个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高管们不会承受所有的负面后果。
这就是有限责任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信息世界里，会不会带来过多的风险。
记者：如果从2007年开始算，金融危机至今已有两三年了。你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什么方面？
阿罗：我认为，一个重点是放在改变个体的动机上。比如衍生证券发行方，虽然他们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没有承担对社会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无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补偿机制。再比如，高管们的奖金，可以在几年内发放，从而判断个体的决策是否能产生持续的好的效果。这样就可以防止某些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交易发生。
另一方面是设立一套新的金融规则。投资失败的影响，从个体传播到整个经济体，是因为个体使用了借贷资本，即“杠杆化”。那么，可以通过限制杠杆化水平来加以控制，即要求投资者投入一大笔自有资金，并限制其可以使用借贷资本的范围。这种规则早在1934年大萧条时期就被引入美国股市，至今仍然在商业银行中通行，可以考虑将这种规则扩展到所有形式的投资之中。
金融关系的多样化使得这样的规则难以制定、难以执行，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并保持警惕，并对规则反复修改，才能满足金融圈层出不穷的变动。但毫无疑问，一旦承诺限制杠杆化的水平，就可以对金融市场的破坏作用进行限制。
记者：评级机构曾经被认为是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渠道。但从这次危机来看，他们的表现并不好。你认为呢？
阿罗：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向市场提供足够的信息，市场需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用评级标准。
过去我们有AAA、AA、A以及B等债券评级，但是这些标准过于复杂，我们需要让人们了解这些评级是如何工作的。
另外，要考虑如何促进信用评级机构竞争。如果对一家的服务不满意，我们可以再换一家。通过增加信息市场的竞争程度，来保证供给信息的品质。
医疗保障问题
记者：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医疗卫生的经济学，您怎么看待当前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阿罗：我的第一选择并不是现在讨论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单一支付体系，就像欧洲那样。另一个是关于道德风险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成本？现有方案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成本太大了。如今每一个国家的医疗成本都在迅速上升，美国尤其严重。在美国，17%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了医疗支出上，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加拿大现在是11%。这个比例在各国都在上升，但它不能这样一直上升。一个国家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花在医疗支出上。当然，你可以说医疗带来的效用比其它东西都要大，如果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上面也不是完全荒谬的。有一种理论说，在美国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实际上是用来计算空气污染管制的，这些管制的经济成本可以通过计算得到。那么，什么是医疗带来的收益呢？你可以说是更好的健康和死亡率的降低，这其实是一个权衡的问题。相对于其他东西，医疗并不是一件很坏的投资，但我不认为这里面存在富有说服力的逻辑。医疗护理不是由市场供给的，人们需要交税。然而，税收会产生扭曲，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上存在反对高税率的呼声，但即使存在这种呼声，医疗护理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
记者：中国也正在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这其中很重要的争论是政府和市场各自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怎样看待这个争论？
阿罗：这里面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与经济思考相对的。支付不起医疗服务的人就不应该获得服务。如果你买不起奔驰车，那么你可以去买便宜的车。如果你买不起房子，你可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但我们却完全不能这样来对待医疗服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的作用很大。即使在美国人们也不否认。所以，美国有针对退休人群的医疗保障（Medicare），这是针对所有退休人群的，包括富人。另外，我们还有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障（Medicaid）。这是州政府部分负担的。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很大开支都花在了Medicaid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花费相当巨大，它正在挤压州立大学，使得州立大学的经费大大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然而没有人建议取消Medicaid，即使是共和党人。这里面有对穷人给予支持的一种承诺。当你观察美国医疗服务的使用和消费时，你会发现它是与收入无关的。然而，美国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提出了社会化义务的模式。
第二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论文，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医疗保险不能很好的运转，成本很大。因此，一方面希望是政府能够采取管制，或者说采取定量配给。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英国是在保持医疗成本低水平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它的医疗服务是由政府操作的，大多数地方政府经营医疗保险，而药物则由私人公司生产提供。 另一方面，卫生保健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些花费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加强医疗计划间的竞争。在很多国家，比如荷兰、以色列和德国，都有竞争性的医疗计划。很多专家认为，在美国，一些医疗计划要远远好于另外一些计划。而且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新程序、新药物、新手术程序和新设施都有公平的评估，评估它们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但问题是，在美国医生们也并不真正知道成本是多少，而且成本也在经常变化。一个医疗计划在某个时候可以行得通，在其他时候未必可行。由于反对高税收，累积性的财政赤字在加大，这就构成了国家的负债。当然，这种情况不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记者：你认为“全民医保”的理念有可能实现吗？政府在医疗保障体系运行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阿罗：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以及加拿大、日本等国，“全民医保”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并已经被落到实处。秉承这一观念的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都比美国做得好。即便是古巴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考虑到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古巴医疗保障体制提供的服务和美国没有多大差别。
在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政府只是账单支付者，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英国是个例外，它的医疗事业是国营的，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服务。不过，我认为让私营医疗服务机构存在是有益的。这样会鼓励竞争，而竞争会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
政府还应该决定医疗保障体系支付范围。政府提供的保障应该覆盖人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一些私人性质的医疗服务项目买单，例如女性整容。另外，政府不能够完全依靠医疗保险，把医疗保障职责推脱给雇主。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在国内迁徙，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么政府就应当或多或少地承担医保职责。
气候变化问题
记者：现在我想跟您谈谈气候变化的问题。您是否觉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
阿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人类所导致的。当然也存在自然循环等其它因素，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我在二战服役时曾经研究过气象学，那时我的教授曾告诉我，由于工业革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了。相比于六七十年前，现在的工厂更多，碳的负担更重了。我们有石油、天然气和煤，它们都含有碳。我们的工厂、房屋供暖和汽车燃烧掉了很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当碳遇到氧被燃烧时，就产生了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大气中，也就是那位教授所说的全球气候将会变暖，这是我在1942年接触到的。25年之后，我听到很多人开始担心全球变暖。这里的一个难题是我们无法准确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地面上的东西，比如格陵兰岛的冰川。不管怎样，证据是非常显著的。从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观察到冰川在慢慢减少。在阿拉斯加州有个地方叫冰川湾。冰川进入到海中，开始破碎并成为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人们对比了1880年和现在的照片，发现这个地方的冰川大大减少了。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全球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这是绝对的。当然你会发现有些波动，有些地方变暖了，有些地方变冷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虽然热带风暴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它们的强度越来越大。关于水温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证据，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水温的确切记录。但很少人会怀疑海水温度一直在上升，这导致更强能量热带风暴的出现。
记者：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要怎样在经济增长和减少碳的排放之间做出权衡？
阿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对区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不清楚中国会受到多大损失，但是敢肯定中国一定会从限制全球变暖中获益。在斯坦恩报告基础上，我做过一些计算，虽然地区间的差别很大，但是从全球来看，如果中国跟其他地区一样，将1%的GDP用于限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步从煤炭转移到核能和太阳能应该是可以的。虽然短期内会使中国失掉1%的GDP增长率，但长期来看中国会获益。我也不觉得损失掉1%的GDP是很高的成本。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目前国会有很多类似的提案。其中一些提案很可能会通过，包括一个碳交易系统的提案。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
记者：让我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阿罗：中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它可以吸收和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低于美国，所以可以继续引进技术来缩小这个差距。虽然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引进，但是，中国可以向美国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是个有效的途径，但是我觉得很多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比日本还要长，这是一个新的增长记录。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容易的东西已经慢慢被用光了，未来将会遇到越来越难的问题。我不能说出具体的细节，因为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觉得也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很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由于其社会结构，中国将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是相当长期的困难。中国现在已经做到每个人都能享受基本教育，因此原则上，中国可以继续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中国应当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中国还可以将更多的人移民到沿海地区，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至于中国怎样才能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或许你们比我更清楚。
记者：您提到劳动力迁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
阿罗：城市化并不一定是继续扩大现有城市的规模，也可以是建设新的城市。而美国正是后一种情形。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小城市。纽约的人口并不比它50年前多多少。人们并不选择移居到纽约，而是移居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德克萨斯、亚拉巴马或者亚利桑那。亚利桑那的人口已经增长了很多。如果回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洛杉矶只有很少的人口，但现在它是一个大城市。在美国，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也有20万人口的城市。所以我的答案是中国不一定要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发展。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城市化带动的，大城市使得有各种想法的人得以相互交流。我觉得上海和北京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应当发展新的城市。
记者：如今有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发展模式的争辩，您对此有何看法？
阿罗：我不知道何为中国发展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民生方面应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保健体系在中国一直没受到重视，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一旦出现问题，中国总是努力寻求解决途径。我不知道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中国并没有剧烈的变革，中国人逐步推进、逐步改变。因为私有化，中国的保健体系急剧下滑，显然他们正力求改变现状。这不是非中央集权的体系，因此所有变革都中央集权化了，领导层的适应力非凡。在我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改变国有企业，还不如说是支持新的私营业。实际上俄罗斯正在将现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会导致问题层出不穷。也许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有一定道理，或是贯彻实用主义或是贯彻渐进主义，或者说依赖出色的领导力。
关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
记者: 近年来您一直在研究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全球变暖以及剧烈的气候变化问题。您将如何在该领域创立新理论？
阿罗：我很担心国际安全问题，但这方面我还没有重大的新观点。我认为全球最大的威胁是核战争，这比气候变化问题更严重，虽然后者也不容小觑。因为如今的核扩散，我担心不久以后会发生核战争。显然，我们立即想到了北朝鲜和伊朗。我想其中一个问题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没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非扩散协议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核扩散。苏联解体本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好机会，虽然俄国和美国已经大幅度削减了武器，他们并没实施更多有效的举措。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几乎废除了核武器，如果他们那样做了，英法两国也会跟随其后，但我不确定印度会怎样回应。可是丧失了那次绝好的机会。
我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竭力将这些方面也融入我对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之中。我研究了很多衡量可持续性的技术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开展了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该研究现正进入收尾阶段。气候变化问题急需解决，因为任何释放到空气中的东西在空气中存留上百年时间并且到处扩散。希望我能为人类更好的理解这些问题做出一定贡献。
关于新兴经济体
记者：中国绝不是唯一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的情况怎样？
阿罗：印度在过去十年也发展得不错，其发展速度不如中国。印度的体制有很多缺陷。虽然印度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非洲国家，但印度的医保条件跟非洲国家差不多。印度的教育也存在问题，教师不到课堂的情形时有发生。医疗诊所也存在非常类似的问题，医疗保健人员经常旷工。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很得力，印度的现任政府颇具竞争力。做生意的成本仍然非常高，层级制度仍是根本问题。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进口许可，这样一来很多事情比二十年前改善了许多。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还有其它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兴国家吗？
阿罗：马来西亚一直发展得非常好。马来西亚也经历了跌宕起伏，但总体说来，形势良好。巴西真是一个奇迹，出台了许多良策。他们提取乙醇的方法比美国人高明得多。他们从甘蔗中提取乙醇，这样做还有巨大的能源优势。美国玉米不过是对那些已经很富有的玉米种植者的馈赠。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如亚马逊林木砍伐以及较高的犯罪率，但不论怎样，他们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墨西哥很有趣，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可与俄罗斯相提并论，因此墨西哥并不贫穷，并且他们有些很好的社会建设方案，如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都能得到奖赏。
记者：我想墨西哥本应实现更快的发展。
阿罗：通过在墨西哥建立美国公司这种方式实现工业化并没取得很好的成效。我感觉墨西哥的学校系统也运作得不好。我也觉得墨西哥本应发展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