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定位、差异与和谐

著名华裔学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杜维明

当今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   瓦提姆（Gianteresio Vattimo）

　　【杜维明】:各位尊贵的来宾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北京论坛，这是一次学术的大会，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次中西合璧的讨论。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与他也是两年前见过一次面，讨论了我们世界的哲学。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继续进行对话。我也希望在今后多年当中继续与Gianteresio Vattimo对话。《现代主义的终结》这本书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他的讨论对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性以及其他的一些思潮进行了论述，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它是解放大家的思维，各种对话之间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也就是哲学之间这样的一种紧张力和讨论，将是非常主要的。我想他的这本书对于我的哲学思想也有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非常地看重人文主义，因为我们认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生活的方式，Gianteresio Vattimo先生的论述是强有力的，他是一位著名的欧洲的学者，同时也是公众瞩目的学者，我们的讨论，或者是对话，真正的是在今天下午北京大学进行的对话，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只有15分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下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或者是愿望。

　　我首先想谈一下，启蒙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特别是人文主义学科的学者，应该考虑在经济资本方面，在加入一种社会的资本，在技术的竞争力方面，还应该加入我们传统文化的竞争力，在我们的认知能力方面，还应该加入我们的道德思维，简而言之，我们应该欣赏在21世纪领袖应该有道德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并且对身份或者是宗教有这种敏感性，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有的所需要的要素，包括性别、身份等等。另外要超越科学主义，我不是说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完全地关注可量化的，或者是可接触的现实。我们的一些思维或者是精神的方式是不可能进行量化的，也是不可见的实体。我想现在我们对中国的精神，或者是文化身份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接受市场经济，而不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大众传媒，民间组织甚至是家庭，都不应该做这样一种转型，不应该最终全部被市场化。

　　在11月份17号，我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上做了演讲，讨论的是超越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我已经做了一个传真，把我的简要传给了Gianteresio Vattimo教授。启蒙运动应该是文化的运动，他是西方18世纪开始的，这是对人类社区的理想，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或者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已经植根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在文化的中国。

　　我在这篇论文当中，谈到的是启蒙主义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启蒙运动思维方式，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实际上都起源于启蒙运动。那么市场经济，民主的机制以及公平社会都是这样，随着经济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特别是技术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的主导力量，会进一步的加强。

　　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专家和这些管理人员所管理，有些认为这是不言自明。在军事政府或者是国际的组织社会的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方面来说，他们是控制整个社会，另外，基底的价值观。比如说人权，法律的正当程序，尊严独立性，自治性，以及个人的自由方面，已经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认，他们也是普世的，但是也不一定是普遍实现了，但是对启蒙运动的企盼，认为对人类未来只有一个选择，现在似乎也是成立的。然而启蒙运动思维方式，仍然有巨大的缺陷。它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是由极端的个人主义所推动的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形式，或者是世俗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他是不关注宗教的，如果我们没有对世界观进行重新的构建，启蒙运动不可能对人类的生存提供指导，更不用说人类的和平。

　　我们必须反思这个思维的方式，因为他使中国自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一直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我们一些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联系主义者，以及宗教主义者，他们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基于他们的想法，我从提供人文主义的角度，就是理解现在所谓理性时代的重要性，同时正当的评价，我们反自然化，反精神化的思维方式的盲点，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方面，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当中，传统文化已经被视为一个背景，一个遥远的回声。

　　我们现在努力建立一个全面的市场经济，一个对公众负责的民主的政治体制，一个负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些工作还完全没有实现，政治和文化的精英在中国，现在致力于实现启蒙项目，使中国更加全球化，更加现代化，但是还没有超越我们的启蒙运动发展模式。这样发展的策略是基于西方的传统模式，大多数人都认为，对发展的国家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去从我们的封建主义的遗产当中获得灵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繁荣或者是存在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应该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有局限的启蒙思维方式。

　　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观点来看，最好的实现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的方法，就是利用所有的精神资源，利用人类社会的所有精神资源，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宽泛的人道主义，超越人道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和极端的科学主义，另外不要无视一些可以解放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思维方式，作为启蒙运动，它是一个运动和一个理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还有待实现。现在，对于所谓的这种轴心文明的想法，是表明，我们在哲学方面有一个精神的转型，象征属于语言的转型，使我们的哲学，在英语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专业的学科，然而，在加入了美学、道德、以及宗教的哲学方面，实际上在分析的角度来看，或没有什么成就，我们这些专业的哲学家，有时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茧子里面，他们只关注多年以来这种技术方面的能力，所以毫无疑问，这种哲学化的风格没有解决定义人类情况的问题。

　　有很少这样的哲学家，他们是公众的哲学家，愿意提供公众服务的人，他们的声音经常被一些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社会批评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声音所淹没，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有这样进行哲学重新定向的方法了，亚洲的比较哲学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来看，主要的轴心国家，包括道教啊、儒教、印度教等等，他们都没有在哲学和宗教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所有的哲学的想法，实际上都是植根于我们的宗教的，这些精神的学科。如果没有精神学科，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协动，实际上可以促进我们在经验方面的理解。

　　它也定义了亚洲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法国的这样一位学者，皮尔哈多最近出了一本书，即对希腊人来说哲学是方式。他们认为是精神的练习或者是精神的体操，帕特门教授，提出了四位重要的犹太教的思想家，很明显哲学的创新，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创新，作为文化教育的一种振兴，是要必须重新地重视在世界上所有精神的传统。特别也包括一些国家的原著名的宗教，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合作，进行竞争，在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学科当中，在宗教和历史当中进行竞争和合作，这样才能开发新的在21世纪哲学化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面的工作，就是回到我们的核心，以及哲学理论的核心和源泉，那就是对自己、自我的认知，人类宇宙主义的方法是儒教的人道主义提供的，这在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是解决了普世的道德，这样的理想，在文化传统多样性的现实当中，是解决了七个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全面的一体化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儒教的理想包括了自然以及宗教，他认为一个现实生活的人是所有关系的核心，作为一个核心，他的尊严、独立性、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作为关系社会性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身份来说，儒教的思想是植根于身体、家、社区、国家和宇宙，但是他也想超越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家长主义、种族主义，他们是从狭隘的角度来进行定义，我们的文化，

　　儒教认为世俗的社会是神圣的，要超越身体和思想，精神和物质，创造性和生物，以及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两极对立。它是包括了个人、社区、自然以及上天，他是对他们进行关注的，对人进行关注。

　　人类是儒教的天人合一的核心，这是他的敏感性和灵感的体现。最后，尽管文化的多样性经常被大家视为当然，我们的儒教实际上还是追求和而不同，他认为大一统，是通过进行教育全球的公民，这是可以实现的，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

　　【Gianteresio Vattimo】:谢谢杜维明教授。实际上他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我并不是完全的同意他的一些观点。我想接下来谈谈欧洲方面的观点。刚才杜维明教授非常好，没有说中文，直接讲的是英文。现在在中国，我们能够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交流，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本人，来自于欧洲，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很多的欧洲人认为，对于中国的了解，在20、30或者40年前，认为中国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指南。刚才杜教授也谈到了很多年轻的欧洲人，他们认为毛主席是一个真正的偶像，认为毛主席建立的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毛主席当年所做的一些事情，人们很难去忘怀。

　　今天的中国，也是在欧洲看来，在今后的几年当中，或者几十年当中一个崛起的力量，中国现在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而且刚才布什总统也谈到了，这个中国正在充分地利用现代化所带来的优势，所以在这里，我想，讲讲我自己的观点，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想今天的中国是因为改革开放而展现出了一个新的面貌。

　　这些变化，在过去的50年当中，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进步非常的迅速。从感情上来讲，我是感觉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对大家做一个发言。我想，在这里说的实际上也就是欧洲或者说整个世界，当然，还有中国目前的现状，大家都有一些期望。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预见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中国再次发展成为另外一个工业强国和美国去进行竞争，像帝国主义那样的统治世界。我们尊重中国，因为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刚才杜教授也谈到了，中国将会进行一种新的变革，发展成为一支新的力量，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性，能够在国际环境下面，进行崛起。这个可能性要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新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有互联网，有大众媒体的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在以为，还是会像过去那样按照传统的发展，比方说通过军事力量，军事机制，进行社会变革，推动社会的变革。很多的新文明，将会是有关于交流的文明，很多人已经把这个称之为文化的冲突，我们将更多的看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能够仅仅只是在各个文化之间，有这样的对立，有这样的冲突和接触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比军事对抗要好的多。接下来，在世界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我们会看到世界的年轻人接触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博物馆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像绘画等等艺术方面，都会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所以，这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所必然带来的多样化的发展。对于未来来说，一个潜在的，很大的威胁，就是我们是来自于过去，面对未来。我们会看到文化将会迅猛地发展，到底哪种文化会占领世界，我想谁都不希望看到纳粹文化再次占领世界，所以对此人们有很多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像我这次来到中国。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实际上并不是说真相是什么，而是我们对于世界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可能对于你来说是真的，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非真相，所以实际上只是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文明的理解，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这样的态度把世界作为一个充满了冲突的场所，对于冲突，进行不同的解释，有专门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冲突说”。他们在认识世界当中，从这个冲突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要实现和平，就是要理解到，大家对于事件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并不是说谁掌

　　握了真相，谁没有掌握。而是大家在对于世界进行不同的解释的时候，能够彼此接受对方的观点，所以我想，通过社会对话，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不同观点之间的融合，这是我们需要进行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一个未来繁荣的国家，像中国所承诺的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

　　中国有着悠久的智慧传统，可能能够更好地和西方进行交流，分享自己的解释，在建设社会的过程当中，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要说服别人，而不是迫使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如果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就有点像帝国主义，现在即使是恐怖主义，他们也开始去考虑怎么样用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话，可以促进和平的发展，而不是诉诸于炸弹。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更好的交流与沟通，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了解，可以相对来说减少冲突的强度，所以这应该是世界上一种正确的态度。之所以会有恐怖主义，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沟通，我们要发展，我们要解决恐怖主义会产生的这种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进行社区的参与，要让社区或者是团体能够参与进来，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人文学科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性的学科，人文学家他们可能也会研究一些宗教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不同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在认识真相的时候，不要去诉诸于这些物理的或者是军事的力量，而要更多的动用沟通的力量，我想，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助于促进和平。

　　在意大利，我们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繁荣，就应该去加强这种沟通和交流，我知道哲学家们，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一个真正的沟通交流的社会，沟通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而我们这些学者，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我不是说，说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增加更多的薪金，但是人文的精神，人文的态度对于大家来说将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传统和西方传统很不相同，中国有儒学等等，但中国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Gianteresio Vattimo】: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比方说现在在拉美，我对拉美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也来到中国，我更希望看到新中国能够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哲学上面，以此触动人文社会的发展。谢谢。

　　【杜维明】: 我非常赞赏刚才Gianteresio Vattimo教授谈到了在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很多杰出的哲学家，或者很多人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思想。现在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就像Gianteresio Vattimo教授所说的那样，人们更多的去考虑进行一些定性的研究。我的朋友，他就是谈到了软力量的作用，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更多的被别人所了解所接受，所以在一个沟通的年代当中，有了这样的沟通的技术，我们不用诉诸于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或者政治迫害，我们更多的运用说服力，揭示人生的真谛，揭示价值观，来分享我们共同的观点，这样的力量，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哲学来产生，这些力量将会非常的重要。

　　就像在硬科学当中所产生出的力量一样，所以，我想在21世纪当中，在文化各式各样的对话当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之间进行对话，所以Gianteresio Vattimo教授刚才谈到，现在我们要求多元化，多样性，我们要更多的去接受别人的想法。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文化的特性，会慢慢地消失，而人们更多的会去接受彼此不同的观点，文化会融合。曾经有教授说，将来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语言，但是来了中国以后，他就会说，可能世界上有更多的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不管怎么说，大家接触的越多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知识和智慧的旅行上面，不断地探索。

　　我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基督教和我来说，我们在欧洲，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出现了耶稣基督认为应该爱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说服这些人接受真理。亚里士多德也是这种想法，亚里士多德人说，我是柏拉图的朋友，但是真理是我最好的朋友，柏拉图说，最重要，有些人，他们是互相残杀，有一些种族的纷争，

　　实际上真理说，我是真理的朋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我同胞，后现代主义者，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我认为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事实上基督教，它是被解放了，他解放了人类，使我们从客观的现实当中，把我们解救出来，宗教的形成，包括印度教、佛教、或者基督教来说，如果完全以参照的语言理想来衡量来说，他们就没有什么参照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某一个教的教徒，更应该说我爱你，那么你就是我的目标，你可以用你来衡量，就是说我看到你，我有这种情感的加剧，所以，如果我们仍然要从科学的角度寻求真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超越，科学家之间没有什么对话，因为他们当然可以合作了，但是他们不是对话，是用数字而不是用人类的语言进行对话，因为中间不可能搀杂任何的个人的情感或者是态度。

　　杜维明教授是人文主义的学者，海德格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们都不是科学家，科学是人们思维的方式。康德说，作为科学家，他们知道现象和问题，但是生命的核心是要想这些现象来源于何？比如说自由，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这些东西不可能被认知的，不可能通过实验或者数学的科学来进行论证的，所以这是现在世界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权利给这些专家的话，我们就实现了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就不会有什么民主、不会有什么谈论、不会有爱情，因为一个女士会问你，你说你爱我，但是你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想法。

　　【杜维明】:我想再多说一分钟，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于学者来说，我们应该是不搀杂个人的情感，我们是客观的，对于此做主观、客观方面我们是划分。有一些想法应该是对公众负责，可以讨论，在我的本科，也就是哈佛大学研究儒教的时候，我是有这样几个想法。

　　自由的重要性，应该伴之以公众的重要性，光靠自由还不行，自由还必须有这种公正和正义，理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应该伴之以我们的怜悯和同情心，光有理性还不行，法律的正当程序、人权、人类的责任、个人的尊严以及文化以及团体的团结，这个方面应该是整合的儒教，我认为他是强调这种怜悯或者是团结，或者是公正等等，另外理性，法律的正当程序，人权尊严，团体、团结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对话。

（发表于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