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a Mitter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系教授

 采访者：Andrew Yang

        Rana Mitter 教授是牛津大学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专业的教授，他研究有关 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史的三本学术专著是：《满洲里的神话：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合作》、《苦涩的革命：中国与当代世界的斗争》和《当今中国：简介》。Mitter 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侧重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民国（1912—1949）、抗日战争（1931—1945）、冷战和中日关系等。在北京论坛（2009）上，Mitter 教授作了“总结战争经验：在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二战期间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的学术讲演，随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认为中国最需要从二战和战后吸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Mitter:我认为在过去的 60 年里，二战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变化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在这个期间的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故事主要包括延安、毛泽东的崛起，以及在内忧外患之下共产党所寻求的出路，如：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

        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己、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发生了变化，以及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贸易、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广泛参与国际社会。所以，中国在战争中的国际经验更加强调它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的盟军。中国的历史学家现在更认同二战中有四个主要的同盟国，我猜想许多西方人不会想起中国是他们二战中的主要同盟。

        与此同时，我认为这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正如当今的中国所传递的信息一样，这个信息不是关于战争的冲突，而是关于合作。换一句话，一个应汲取并让全世界知晓的教训是：60 年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英国、苏联和美国等）联合，参加了反对日本、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仍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知道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中国很担忧，虽然这种担忧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是事实。因此，让人们记起二战期间中国曾经为了正义与国际社会合作，了解这段历史，并且知道其重要性，会让人们对中国的担忧少一些。所以，我认为汲取以往国际合作的经验是中国审视过去并且利用过去在国际社会中放大自己合作形象的一种方法。

记者 : 中国如何运用其战时的经验来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如何利用这个机遇使自己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

Mitter:在某种意义上，战时的经验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我们需要记住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与现在是不同的。上个世纪30—40 年代的中国是弱国，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强大的——经济上更强盛、边境更安全、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但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却不是这样。所以，铭记时代的不同是很重要的。

        尽管如此，二战时期和现在也有可以参照的地方。1945 年二战胜利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机遇是世界秩序重新制定，包括世界经济秩序。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它使得整个战后世界的金融结构投入运行。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参与了这些谈判，但是在此期间出现的一个巨大的错误是不久之后世界在冷战期间被分为两个部分——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我们应该从那个时期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让人庆幸的是这场危机远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那么严重，而且现在的情况也比一年前好，所以我希望通过有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合作，可以避免严重的世界危机。

        19 世纪 20—40 年代的早期历史还告诉我们：无论是因不同的政治类型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差距，还是财政上与外界隔绝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所造成的分裂的世界是非常危险的。在我看来，虽然这种危险不会马上到来，但是也难以看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在为此寻找解决途径。因此，中国向世界和自己的人民显示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政治结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等）的一部分，同时在这些世界政治结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历史了解得不够，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们没有足够地参照二次大战的经验，否则战后的发展会对我们所必须采取的行动给予有益的指引。虽然非常有必要记住金融秩序的重建，以及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经济的重建，但是也要记住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来确保将来即使全球政治形势再度恶化，我们也不会重蹈覆辙，所以我要说的是不仅要汲取战争的教训，也要汲取战后的教训。

记者：您认为二战中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决心在战后的世界秩序中追求“四国之一”的地位？

Mitter: 我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一直希望成为世界强国，这并不是指中国想进行侵略和占有活动，而是指想在世界上起作用。但是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 20 世纪前期的清政府统治时期和民国时期，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中国想发挥作用是很困难的。比如，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对内反对封建军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那时由于在国际上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中国的主权遭受了严重破坏。

        在某种意义上，二战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在世界抗日联盟中变得更为重要的机会。据说那时上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下到美国民众，每个人都认为让中国参与到战争联盟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还是首次在联盟中获得这样高的地位，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列强国家合作过。

        但是由于这些列强国家决策者们过去对中国秉持的一贯态度，特别是帝国主义态度和种族偏见态度，使这种结盟甚至在战争时期也并不顺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迫承认中国在战争中的极大作用，所以即使战争结束，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行使帝国主义特权和治外法权的体系中去了。

        1943 年签订了新的条约，使中国享受了和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自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 101 年后，中国终于赢得了平等的地位。这也为中国后来在国际上享有更高的地位打下了基础。比如，二战刚结束，中国就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打败日本军队所做出的贡献的一种奖励。

记者 : 您是否认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特别作用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战时的经历有一个不同的或更新的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是否有助于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而改变其目前的角色？

Mitter: 我希望那些意识到目前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影响的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历史。虽然不能确定我们一定能看到目前的危机和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们应该知道如果不了解历史，也就不能了解重要的国家在世界上的运作过程。所以，我希望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了解甚少的西方人能够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多读些书、多看看电视来更多地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也有一些好的情况，比如，在我所执教的牛津大学，虽然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课程开设不足十年，但是这些课程却是非常受欢迎的，每年许多本科生都很想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我猜测经常出现的关于中国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新闻会使学生的数目不断增加。我认为西方新的一代会更加成熟，他们会对中国的历史，以及其与现代政治的相关性，包括中国在二战中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记者：让国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参加二战意义的历史教育是否会增强其爱国热情、保护主义及仇外情绪？

Mitter: 我不认为学习历史会导致仇外情绪，这两者不应该有关联。也许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在我们所谈到的事情里。有时候我也会读到一些非常仇视日本的博客和网页，我想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不寻常、甚至疯狂的事情发生，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也会读到一些有思想性的文章，它们思考历史，讨论问题，不只是探讨关于战争的一般性问题，而且还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台儿庄战役究竟发生了什么？”“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如果采取不同的打法会怎样？”或者“重庆政府能否对空袭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显然，人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来问问题，这会让他们更爱国、更有思想。

        诚然，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来自哪里？背景如何？会使人爱国，但是我认为最爱国的人们却是那些探究历史问题的人们。他们不会只是盲从地听故事，而不问问题。相反，他们会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更加重要，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如何发生？可否以不同的方法来考虑这个问题？当你把这些问题搞懂了，你就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及重要性的理解更透彻了。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就能够真正做到从过去的战争经历中学到东西，就会激发起爱国精神，同时也激发起我所希望的对过去的批判和探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