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跃

采访者：沈叶


        北京论坛（2010）医学分论坛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论坛的主题为“医学的良知与承诺”。11 月 6 日上午，孟庆跃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全民卫生保障：挑战和机遇”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为扩大基本卫生服务的覆盖，在制度、政策和干预措施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完善和巩固城乡卫生筹资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以及对重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干预等。但是，中国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健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卫生事业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的优先领域，人均占有卫生资源的水平仍然很低，卫生行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等。针对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卫生改革问题，记者在会议间隙采访了孟庆跃教授。

记者：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进行了近两年，您对此过程有何评价？

孟庆跃：时间太短，还不太好说，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展。在不到两年（确切地说是一年半）的时间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这两年预期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从覆盖率来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大概 95% 左右，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农村居民都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另外在公共卫生方面，由政府出资支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得到了实施，一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够由政府来支持和提供。在其他方面，如医疗服务体系的优化，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同时也要看到，医疗改革是一项长久工程，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致力于到 2020 年实现全民享有卫生保健。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最近三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碰到问题和挑战是自然的，比如医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医务人员的素质，一直是一个大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他们的素质提到很高的程度。这需要政府、医学教育机构共同努力，逐步让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基层部分的医务人员的素质提高上来，同时也要对现有的人员进行培训。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的钱多了，那么这些资金如何更好地分配呢？现在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领域的资金增加得很多，但是这个钱怎么转化成有效的服务，如何使老百姓能够享受和接受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需要政策、机制和时间等方面来完善。

记者：您在发言中谈到了中国医疗保健的城乡差异。刚才澳大利亚、英国的学者也都谈到了初级卫生保障体系。请问，中国在落实初级卫生保障方面应该怎样去做？

孟庆跃：医疗改革里面有一个口号叫“强基”，指的就是加强基础医疗保健体系的建设和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 这方面的内容在医疗改革的文件里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所说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人员培训都是在加强初级卫生保障。可能我们运用的词不一样，澳大利亚、英国用的是“初级卫生保障” ，而我们现在用的是“基本卫生服务”或者 “基层卫生机构” ，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以前也是讲“初级卫生保障”，后来不太用这个词，我觉得现在政策中强调的“基层卫生服务”与以往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卫生政策的目标及采取的行动，跟国际上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差异，都是在强调基层和初级。但是，毕竟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忽略了基层卫生机构建设，只强调高层次卫生机构的建设，无论是资金流向还是病人流向越来越往上走。因此，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逐步把卫生资源和病人放在基层一级。

记者：有外国学者问到了中国之前的“赤脚医生”现象，为何您和傅华教授都表示不能回到“赤脚医生”这种状态中？

孟庆跃：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城市的人可以享受八年学制毕业医生的服务，为什么农村的人只能享受经过三个月、五个月培训的医生的服务呢？

记者：有可能让医学院的毕业生下到基层吗？

孟庆跃：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需要政策，才能真正把我们合格的医护人员放到农村去。至少是把接受过三年、五年医学教育培训的高素质的医务人员放到农村去。

记者：国外学者谈到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医疗保障体系在美国更多是依赖市场，那么中国的医疗改革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孟庆跃：英国的资金来源于税收，美国的资金来源于私人的医疗保险，但是美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占了整个卫生费用的 40%，也就是说花在卫生事业上的 100 块钱中，有 40 块钱是从政府那里来的。目前在中国，如果花100 块钱，大约只有 25 块钱是从政府那里来的。因此，现在很难说中国将来是遵循英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话题，因为走英国道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如果走美国道路，我们又没有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系。所以，中国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我觉得不要去说哪个模式更好，而是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

记者：现在医疗体制改革更多是政府在推动。那么，您觉得公众在改革过程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孟庆跃：首先，我觉得“健康的责任”不只是政府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成因，诸如吸烟、酗酒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行为，不能说都靠政府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在卫生的发展和医疗改革中，每个人都要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能为健康做些什么， 不能把健康的责任、卫生发展的责任都归到政府的头上。

        其次，公众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把他们的意见、建议表达出来，民众发出的声音将在政府完善改革的行动中起到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