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egge

 采访者：林蔚、丁茂予


        大大的双肩背书包，琥珀色的眼睛中透出真诚的眼神。在北京论坛（2007）人口分论坛上，来自澳大利亚拉筹伯（LaTrobe）大学的 David Legge 教授对中国健康体系转型问题的深入研究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第四场讨论结束后，David Legge 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问您为什么用“医疗保险与医院效率”的例子说明政策僵局的观点？

Legge：因为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金融部门 ( 资金的供方 )和卫生部门 ( 医疗卫生系统 ) 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前者保证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后者则找不到有效的途径来规范财政。我认为这是中国健康政策僵局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所以我选择它来陈述我的观点。

记者：您认为在健康政策方面，中国在这一转型期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Legge:在医学技术科研方面和基层医疗体系建没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中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医学的科技水平也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但是，在高额的医疗费用和普及性上仍存在一定的矛盾。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中西医相结合，这是非常好的一条原则。二者之间是如此不同，它们的结合必将可以相互促进。

记者：在健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应如何注意区别于他国，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

Legge: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同，所经历的发展道路也不同，简易和可复制的途径是不存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城乡差异、贫富差异这些问题都会涌现，但是这将随着发展而消失。我常对我的中国学生说，应该学习不同国家的卫生体制发展的历史，如英国、德国、泰国、印度，从中学习不同的原则和策略。

记者：处在转型期是中国陷入卫生政策僵局的原因之一，可否以历史上的欧美国家如何应对转型为例来为中国提供些建议 ? 如二战后的德国或经济危机后的美国。

Legge: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面临的卫生体制改革挑战比二战后的德国和大萧条后的美国所面临的还要大。
        
        要理解当下中国卫生体制改革中的最大挑战，关键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健康体系的存在，而市场经济中健康体系的建设被提了出来。随着国有企业等一系列的改革，原有的企业对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责任被移除，但同时又没有已存的公共卫生体系。

        大萧条后的美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它原本就有公共卫生体系的沿革。1989 年东西德合并后的改革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是德国的人口规模要比中国小许多，并且西德有着强有力的外来支持。中国的改革则是一场巨大的、需要从自身内部完成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法制的建没，处理基层、中端与最高层的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卫生体制的改革涉及很多层面，并且与财政系统、税收系统等各个系统密切相关。

记者：可否为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方面政策愿景的展望 ? 并对“循序渐进”的道路谈谈您的看法 ?

Legge: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唯一的办法是走渐进式的道路。因为在复杂的体系下，政策愿景变得难以预测，长期执行的政策常常需要调整，否则就难以适应随时随处发生的新情况。

        但是渐进式路径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和各项事务之间的一致性。所以问题在于如何使用某种一致性去统合各个层面的不同要求，而非某个利益集团的特殊诉求。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致性正是各个视角的所有人都愿意追求的，这将使社会更有效率。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 20—30 年中国的健康体系将会有一个较清晰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