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Hansen： “全球变暖”——一个迫在眉睫的环境难题
采访者：罗雅方
James Hansen 教授是世界上最先敲响“全球变暖”警钟的“环保卫士”。在北京论坛 (2010) 的环境分论坛上，他发表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再回顾”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记者采访了 James Hansen 教授。
记者：关于全球变暖，您曾经说过：“在科学上已经证明的结论和公众需要了解的情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沟通来让公众知道大家可以为保护我们的地球做些什么。”现在这种沟通进行得如何？
Hansen：中国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中国和西方可能会不同。在西方很多有钱人和公司并不想看到为防止气候变暖而进行的改变，他们想方设法让这种沟通变得困难，而媒体也给支持和反对变化的两种观点以同等的表达机会。因此，公众会很困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某些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所以结论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有见识的科学家知道，现在的科学证据已经相当确凿，显然二氧化碳已经成为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因。遗憾的是，决策者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有限，虽然他们整天谈论这个话题，声称自己“有计划”但却并没有采取多少有效的措施。当前，中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比较理智的，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踌躇不前。我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表现得更理智，能够起到领导作用；因为如果中国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措施，也许会引领世界走上正确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北京论坛有助于促进这种沟通吗？
Hansen：我发现，当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对某件事或某些方面非常清楚的时候，事实却并非如此。你必须不停地强调，让事实变得更加明了，才能让别人真正领会。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如环境专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等，深入地沟通和交换意见，使他们真正地理解和认同我们的意见。
记者：您之前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预期不是很乐观，而事实上哥本哈根会议确实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那么您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做？
Hansen：事实上，这种结果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一样，对于减排并没有多大帮助。真相是，只要化石燃料仍是廉价的，大家就不会停止使用它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高碳价。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我希望中国能进行一些合理的努力，迈出第一步，这样，其他国家就会效仿，可以让清洁能源比传统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当然，化石燃料之所以如此廉价，是因为那些生产企业不用给社会补偿，不用为人们的健康受到影响而买单——人们生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企业的事。同样，他们也不用为破坏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承担责任。
记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一向反对“碳交易”和“配额交易”制度，主张收取矿物燃料的费用来减少甚至取缔矿物燃料的使用。您如何看待这个方案在实施中的困难？
Hansen：应该看到，困难在于那些化石燃料生产公司正在大量地盈利，而且它们希望一如既往地继续盈利，他们不想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我们要逐步提高碳价，给人们适应的时间。由此可见，这种方案实施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记者：您认为个人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作用何在？
Hansen：个人当然可以通过他们的选择来减排，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政策。除非我们的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否则，个人是无法解决全球变暖这个问题的。另外，个人养成素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减轻对地球的压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有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但这种方式应该是环保的。
记者：有人认为您将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Hansen：我所看到的事实是科学家仅仅做科学研究，然后让决策者做出决定。但结果怎样呢？看看目前的状况吧，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措施出台。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日渐明显，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我们有必要让这一问题更明确。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科学家可以做到公正客观，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有人质疑也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他可以告诉我不应该谈论这些。因为如果科学家不站出来提及这个问题，决策者会很轻松地做出决策，因为在西方有钱人对政策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您曾说过希望像爱因斯坦一样将科学和政策连接起来，也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对于未来，除了进一步阐明气候问题的迫切性之外，您还有其他怎样的打算呢？
Hansen：我已经开始与相关法律学者讨论，他们认为影响我们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立法来限制。现在的状况是，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很容易受到财团的影响；而原则上，政府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包括年轻人。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政府并没有为年轻一代提供同等的法律保护。所以，我们要尝试的是准备各种科学证据，然后通过他们将一种制度带到法庭上去讨论。
2013-10-10 | @ 北京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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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Hansen
美国航空航天局纽约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兼职教授
采访者：罗雅方
James Hansen 教授是世界上最先敲响“全球变暖”警钟的“环保卫士”。在北京论坛 (2010) 的环境分论坛上，他发表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再回顾”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记者采访了 James Hansen 教授。
记者：关于全球变暖，您曾经说过：“在科学上已经证明的结论和公众需要了解的情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沟通来让公众知道大家可以为保护我们的地球做些什么。”现在这种沟通进行得如何？
Hansen：中国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中国和西方可能会不同。在西方很多有钱人和公司并不想看到为防止气候变暖而进行的改变，他们想方设法让这种沟通变得困难，而媒体也给支持和反对变化的两种观点以同等的表达机会。因此，公众会很困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某些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所以结论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有见识的科学家知道，现在的科学证据已经相当确凿，显然二氧化碳已经成为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因。遗憾的是，决策者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有限，虽然他们整天谈论这个话题，声称自己“有计划”但却并没有采取多少有效的措施。当前，中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比较理智的，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踌躇不前。我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表现得更理智，能够起到领导作用；因为如果中国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措施，也许会引领世界走上正确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北京论坛有助于促进这种沟通吗？
Hansen：我发现，当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对某件事或某些方面非常清楚的时候，事实却并非如此。你必须不停地强调，让事实变得更加明了，才能让别人真正领会。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如环境专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等，深入地沟通和交换意见，使他们真正地理解和认同我们的意见。
记者：您之前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预期不是很乐观，而事实上哥本哈根会议确实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那么您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做？
Hansen：事实上，这种结果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一样，对于减排并没有多大帮助。真相是，只要化石燃料仍是廉价的，大家就不会停止使用它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高碳价。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我希望中国能进行一些合理的努力，迈出第一步，这样，其他国家就会效仿，可以让清洁能源比传统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当然，化石燃料之所以如此廉价，是因为那些生产企业不用给社会补偿，不用为人们的健康受到影响而买单——人们生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企业的事。同样，他们也不用为破坏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承担责任。
记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一向反对“碳交易”和“配额交易”制度，主张收取矿物燃料的费用来减少甚至取缔矿物燃料的使用。您如何看待这个方案在实施中的困难？
Hansen：应该看到，困难在于那些化石燃料生产公司正在大量地盈利，而且它们希望一如既往地继续盈利，他们不想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我们要逐步提高碳价，给人们适应的时间。由此可见，这种方案实施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记者：您认为个人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作用何在？
Hansen：个人当然可以通过他们的选择来减排，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政策。除非我们的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否则，个人是无法解决全球变暖这个问题的。另外，个人养成素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减轻对地球的压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有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但这种方式应该是环保的。
记者：有人认为您将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Hansen：我所看到的事实是科学家仅仅做科学研究，然后让决策者做出决定。但结果怎样呢？看看目前的状况吧，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措施出台。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日渐明显，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我们有必要让这一问题更明确。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科学家可以做到公正客观，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有人质疑也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他可以告诉我不应该谈论这些。因为如果科学家不站出来提及这个问题，决策者会很轻松地做出决策，因为在西方有钱人对政策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您曾说过希望像爱因斯坦一样将科学和政策连接起来，也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对于未来，除了进一步阐明气候问题的迫切性之外，您还有其他怎样的打算呢？
Hansen：我已经开始与相关法律学者讨论，他们认为影响我们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立法来限制。现在的状况是，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很容易受到财团的影响；而原则上，政府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包括年轻人。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政府并没有为年轻一代提供同等的法律保护。所以，我们要尝试的是准备各种科学证据，然后通过他们将一种制度带到法庭上去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