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成:中国需要培养国际领导力吗?
2013-10-09 | @ 北京论坛秘书处

   李永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



采访者:朱悦俊



        李永成副教授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关系。他的专著《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于 2008 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北京论坛(2009)最后一天的国际关系分论坛上,他作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国际领导力的培育”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学者和听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记者: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中国需要具有国际领导力?仅仅因为中国是大国吗?

李永成:国际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利益被尊重,声音被听到。如何最大程度地使自己的利益被尊重,声音被听到,只有站在前排既做一个说话者又做一个聆听者,而不是坐在后排只做一个纯粹的聆听者。

记者:您定义的这种领导力由哪些方面组成呢?

李永成:在我看来,这种国际领导力由四个方面构成:政治影响力、经济发展力、文化感召力、国格魅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影响力,因为政治影响力决定了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用什么方式去把自己的硬实力用到国际事务当中。中国在很多主要的国际组织中,如安理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政治影响力有先天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应该很好地利用其政治地位,用一种推己及人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国际领导力,来不断加强在国际上的影响。所谓“影响”,在中国人的话语中是指垂范,而不是控制。

记者:您区分了国格和文化,这种区分的依据是什么呢?

李永成:国格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指文化,也包括了政治影响的方式、经济影响的程度以及文化感召力的程度,比如,美国的软实力在国际范围内是得到承认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国格魅力如何则要分区域去看待。在伊斯兰世界它的国格魅力是受到质疑的,这就是扎卡利亚在他的《后美国世界》中所强调的美国国际领导力的衰落。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影响的方式影响了它的国格魅力。就像我们人有人格一样,国家也应有国格,良好的行为、崇高的道德会塑造良好的人格,国家也是这样。

记者:此次经济危机是否是中国提高国际领导力的好机会?

李永成:我觉得按照学者和政治家的共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应该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怎么样去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我想最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上去影响。用我们胡锦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在政治上使我们的外交更有影响力,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在形象上更有亲和力,在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注重经济上的竞争力,在前面的讨论中一位俄罗斯学者提到中国现在不是正常意义上国际贸易的正常国家,而是奇怪的国家,就是说我们几乎对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拥有大量的盈余。我想如果把竞争力定位在获取国际贸易盈余、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的话,是不利于我们国际领导力中经济成分的发展的,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抵制,现在看到的现实就是如此。

记者:您在发言中提到“中国不能做控制者、买单者和闹事者”。请具体说明这句话的意思。

李永成:我想,所谓的控制者是指“我是老大,我说什么你都得听,我有什么样的倡议你都得附和,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你都得跟从”。在国际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空间是不大的。美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就比较大。不做买单者就是吸取日本人的教训。日本的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发展,所形成的G2 架构中,美国是行为者,日本是买单者,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日本支付的战争费用是除美国之外最多的。中国人不需要去步日本人的后尘,虽然我们跟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但是如果做买单者,是得不到情感上的回报的,也不可能得到美国真正的尊重,更不可能对国际社会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再说闹事者,1978 年之后中国就扭转了要改变国际体系的心态,一直处于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当中。不做闹事者就是说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上,要尽可能地去寻求共同利益,而不仅仅唯中国利益至上。否则,就可能在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引发诸多矛盾,这当然是我们现在所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那在您看来,中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合适?

李永成:我觉得中国的角色应该是作为一个平等集体中的平等伙伴。我们需要在重大问题上去凝聚共同利益,提出能够反映共同利益的建言,做一个行动的建议者、促进者,而不是做一个阻挠者。我想这是中国在培养国际领导力过程当中比较切实的一个定位。

记者:您刚才也指出中国领导力培养也包括了文化方面,那么您所在的学术界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李永成:中国应该在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做得更多,比如说我们要建立有利于文化推广的项目,现在我们所做的孔子学院模式,我想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记者:在此之中,年轻学者可以做些什么?

李永成:我觉得年轻学者要有一种积极思考的习惯,不仅仅要听权威学者的高论,也要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说,很多学者一听到“领导”这个词,就会想到控制、支配、指挥,让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不是这样的,领导是对他者利益满足的推动和刺激,而不是控制。如果中国很清楚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集体中的平等伙伴”。

        年轻学者要更多地走国际化的道路,勇敢地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机制,让他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我们,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观点,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学校有些年轻教师成为美国政治学会、欧洲国际关系协会等西方学术机构的会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对于未来的年轻学者更是如此。毫无疑问,北京论坛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是很多青年学者心向往之的一个国际学术平台。以后它的规模还可以更大一些,可以更多地关注年轻学者,尤其是国内的年轻学者,注意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平台去展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