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

采访者：雷路

　　10月27日下午两点半，北京论坛（2006）和谐社会与治理机制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西藏厅举行。与会的学者们纷纷发言，提出了自己对于政府管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的见解，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王绍光教授发表了关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变、外压型政策管理的演讲。他的演讲见解新颖、思维独特，受到了各位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会后，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记者：您的讲话中谈到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四种方式：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援助、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社会性资产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服务性支出，这四种划分有什么意义呢？

　　王绍光：举出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央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改革。随着向农村拨付资金的增加，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投入也在相应增多。从中我们应该看到政府在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作出努力：他们并非无所作为。

　　记者：刚才提到的四个社会变革性措施中，您谈到了由财政拨付给农民资金来解决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那么这样做是否能根本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

　　王绍光：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十分复杂，诸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农民收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具体解决的。我们不能指望用同一种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是一个基础性措施，它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先决条件。

　　前几年美国一个机构做过统计，用公式计算了每个国家相关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个国家都会有相对贫穷的省份和地区。既然这些地域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

　　就拿中国现在的发展事实来说，东部的财政收入主要由收取的大额税收构成，而西部则主要由中央提供财政扶助，现在东部更加快速地发展，西部也逐渐地发展起来，脱离贫穷和饥饿。而中部正好处于一个真空区，既没有沿海地区收取的大量税收又没有中央的财政扶助作为后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自主市场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的省份和地区，中央的财政救济是帮助其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引。

　　两个变量看政府与公共政策

　　记者：以上您指出了政府在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同样地，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衡量政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上，您提出了这样一个研究方法——设定两个变量，一个是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第二个是政府的议程设置。这种想法很是新颖，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是指政府每年通过各个渠道收取的财政收入，那么议程设置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王绍光：此处的议程设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百姓心中的想法，二是指公众媒体对于这些想法的反映，三是指这些社会上的群体性反应传达到了政府那里，转化为了政府的公共性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与互联网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能够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最终促进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

　　记者：本次论坛的主旨是“和谐社会的建设”，您在发言中也构建了自己的目标体系。您认为利益失衡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严重阻碍，而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是导致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不平等问题究竟应如何解决？

　　王绍光：不平等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上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需要长时间加以解决，政府的能力有限，他们解决困难的过程也很艰难。美国是这样，日本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在中国很多穷人没有钱治病，也没有钱送孩子去读书。其实不光农村是这样，城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央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希望可以解决公共卫生和教育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政府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不应苛求政府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

　　用实证方法研究政府管理问题

　　记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讨论政府管理有什么意义吗？您今天的演讲以大量的图表作为素材和依据，您似乎非常推崇实证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王绍光：中国很少有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政府管理问题，多数喜欢以偏概全。虽然我不是国内使用实证研究的第一人，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这类研究非常有用，如果有需要，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

　　记者：您在香港待了很多年。现在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您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有什幺看法呢，香港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绍光：老实说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香港的经济问题，虽然香港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也较多，也有很多复杂的难题需要解决，但因为中国内地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地域，更多面的问题，所以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故而成为了我研究的重点：这么多年来，不管我在美国念硕士和博士，还是在耶鲁大学教学，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内地经济的研究中，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内地经济的腾飞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