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章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采访者：王磬

　　他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却对纳米技术颇有研究；他是清华大学文科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领头人，也是中国高校先进文化建设的倡导者；他在以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大学中独树一帜，也凭借对大学教育深刻而新颖的见解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而为人们所认可。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胡显章。

　　11月7日下午，北京论坛（2008）“研究型大学圆桌会议”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后，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您在会上的主题发言谈到“全球化脉络中的大学通识教育”，您认为在中国大学实行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在哪里？

　　胡显章：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记得2005年在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杨振宁先生说，当今世界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的大学生缺乏对此的深刻认识，所以中国的大学教育需要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的形成首先要靠文化底蕴的培植，通识教育正是提升这种文化底蕴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前教育中的矛盾，特别是在前期教育中的矛盾，主要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专业主义”，这使人容易进入一个很狭隘的发展道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曾经说过：“由于专门化训练的发展，就容易使人进入一个隧道。越往里走就越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甚至也不了解自己。”过于专门化就有这样的隐患，所以需要在知识面上适度地拓展。

　　记者：多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关于“专才”和“通才”的讨论一直很热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胡显章：实际上，这两者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满足社会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过程。一方面，从社会发展来讲，体现为各学科各领域对专业性的要求，学者从不同的旨趣出发，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因此专业性是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多样性的延伸。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能够持续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

　　我们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把握了这么一个主题。这两方面在教育上的综合体现，就是“专”和“通”的相互作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在要求培养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的同时，也有着宽基础、高素质的要求，即把“专”和“通”结合在一起。现在比较通用的方法是“通—专—通”的模式，先打下一个宽的基础，然后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去“专”，然后再接受高一层次的通识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去“专”，这样无限循环。专门化与综合化又是相辅相成的，大学不能说我只培养通才或专才，但现在大学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通”的认识不够。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这种“通”的呢？能给我们谈谈吗？

　　胡显章：我觉得这里的“通”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首先，尽可能地在知识领域和专业领域要“通”。这也是大众所普遍理解的“通”，然而，如果只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只能称之为“器”。孔子说过，“君子不器。”就如一个杯子，只能用来盛水。所以还要有第二个层次，就是为人和为学上的“通”。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就曾经说过：“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意思就是在“通才”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解决好，就有可能“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记者：您是大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专家，也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的领头人。那么您认为，北大和清华作为高校领头羊，应为“通”与“专”的协调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

　　胡显章：北大和清华对加强高校素质教育都付诸了很多的实践，大大丰富了整个国家在“通”和“专”教育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措施如何能够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活动和意识？实际上，这是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自觉问题。我们都知道要通过教育去加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但这种自觉恐怕首先要从校长、教师们做起。各个大国的崛起都与重视文化教育分不开。丘吉尔就曾说过“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精神文化对整个社会的素质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的盛唐。这种认识要深入全体教师的内心，让他们能在授课的过程中自觉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将为人与为学相结合，这才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中国的通识教育仅到通识课程为止，那么我预料这是要失败的。我们要营造的不是两种文化理念的对立和割裂，而是两者的融合。

　　记者：不同的教育理念都是为了使学生成才，那么您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是引导社会的需要？

　　胡显章：我觉得这个因校而异。刚才许校长在致辞中也谈到，当今大学有三个基本功能：科研、教学以及社会服务。就北大和清华而言，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引导力，用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去履行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去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