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 Kokko:真正的中国模式要求中国国内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13-10-08 | @ 北京论坛秘书处

Ari Kokko
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商务与新兴市场中心教授

  

  Ari Kokko 教授是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新兴市场的贸易、投资与经济发展问题并且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对欧洲特别是北欧经济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11 月6 日下午,他在北京论坛(2010) 经济分论坛上,作了题为“全球再平衡:谋求中国工资增长而非人民币升值”的学术报告。会议间歇,记者有幸采访了 Ari Kokko 教授。


记者:姚旸

  社会和谐的两大要素:待遇公平与机会均等

  记者:您在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很有启发性,即“当社会上的绝大部分民众认为他们未能公平地分享国家发展的果实时,谈论和谐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包含了很多复杂国际关系与贸易关系的背景下,您对“和谐”、“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定义是怎样的?

  Kokko:和谐与两样东西密切相关:一是待遇的公平性,人们被合适地对待,在做同等的工作与付出相同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回报;二是均等的机会,让人们感到自己是能影响并改变自己现状的。比如你是北大的学生,你会感到如果你努力,你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一切,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样的想法让你对未来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且会让你觉得你能从现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中获益。假想,一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获得教育,没有办法获得比自己的父辈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生活水准、更健康的生活,那么他不会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会期待一种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不会对社会的稳定有所贡献。比如,现在各地频现的恐怖主义,我认为它是人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之结果。就中国周边而言,泰国就是一个例子。泰国各阶层民众享受的社会待遇与机会的差别太大,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很难达成共识。城市居民与乡村民众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乡村民众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完全看不到生存与自我发展的机会。

  提高中国工资水平,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与经济复苏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如,对“像上世纪80 年代日本的做法一样,中国不应该让人民币短期内过快地直接升值”这种观点您有何种看法?

  Kokko:我认为人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关注有些多了。在中国这个案例中,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觉得中国的工资水平太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对中国的投资会有那么多利润,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从总量与比例都那么高。我认为中国应该提升工资与工人的补贴来刺激国内的需求与消费,这对经济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不仅能使中国的消费者更多地消费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也会加大对国外产品的消费,这无疑会提高欧美地区的出口,缓解双方贸易逆差。我认为,从长远看这种实现平衡的措施要比迫使人民币升值更重要。

  记者:西方很多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政治家,都提出让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升值,排除那些为了选举而形成的言论,您是否觉得这些观点是一种短视的或者只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

  Kokko:我不这样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我同意人民币币值过低的观点。但谨慎地讲,说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最好的方法,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改变人民币汇率或宣布人民币汇率更加有弹性,会引起一系列反应,而这些反应通常无益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举一个例子,假如在欧洲,投资者被告知中国汇率将会变得更加有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将要升值,那么投资者会将资金放在中国,而现在正是欧洲需要资金来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特别是南欧地区的国家有着很严重的预算赤字负担。如果投资者将资金从欧洲转移到中国,同时人民币汇率上升,那么欧洲的工业将会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面临资金的进一步短缺和更大的亏损。因此,至少现在我们不应该只采取甚至不应该主要采取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有其他的因素和方法可以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调整过程。之前,我也提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来说仍然太低,企业从生产者手中拿走了太多,企业利润应该更多地分配给工人。

  记者:所以您认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经济平衡的目的?

  Kokko:是的。而且中国与很多西方国家都不同。在中国,政府有很多手段来影响、调节和控制经济,这就表明多种政策与措施的组合应该是实现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可控的再平衡过程的最佳答案。

  记者:您是否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呢?

  Kokko:我认为它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中国其他问题的一个外在表现或者症状,就像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发热是症状而不是问题,病毒感染才是问题。

  记者:从您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对中国工人现状的关注,您是否在寻找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法呢?

  Kokko:是的。中国想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就有必要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把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工人的工资中可以同时达成两个目的:一是可以求得国际上的平衡;二是可以解决国内问题。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是个好的理由。每个危机其实都是一个机遇,一个能使社会变得更好的机遇,而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机遇摆在中国面前。

  记者:如果这会伤害某些人的利益怎么办?

  Kokko:全球再平衡的过程很可能是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当然,理想的情况一定是双赢的。

  记者:提升工人工资首先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通货膨胀,对此您有何看法?

  Kokko:提高工人工资确实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这并不意味它的影响会全部体现为价格上涨。措施中的一部分是旨在将企业或资方的资本回报中所占有的比例下调,让工人获得利润中的更多部分,这只是一种利润分配上的调整。这样的措施确实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但通胀的结果可能不会像外界普遍预期的那样严重。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回应可能是中国难以承受的,它既可能是主动对中国的出口进行抵制,也可能是被动地对中国出口施加影响。为什么中国关心欧美的经济状况?因为它们是中国制造产品的消费主体。如果它们不再有钱来稳定、持久地消费中国产品,中国社会就会面临失业问题,中国最终还是要进行调整,但这将是被动的。主动的调整会更有利于中国,通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采取这个措施的代价。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福利体系

  记者:能谈一下您与中国的联系吗?为什么您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Kokko:我过去一直研究世界经济。很多年前,我注意到中国在世界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的未来会产生深刻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

  记者:除了低工资与不健全的工会之外,您认为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Kokko: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对这些发达地区的决策会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有必要借鉴欧洲的成功做法,尝试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不是建立一个选择性的、设置有限指标的福利体系。因为如果中国依照指标对劳动者进行划分,并由此来决定是否提供福利,就意味着把划分出的一部分人置于福利体系下,“认定”他们是无能力自养的,这些接受福利者会被贴上弱者的标签,其社会价值会被低估。这样做很危险,不利于长远地营造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我看来,建设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有效的福利保障体系是更好的选择,它会让人人都拥有领取养老金、获得医疗与教育支持的权利。

  一些人说,中国仍然很贫穷,不足以支撑这么庞大而昂贵的福利体系。我的观点是,首先,中国可以决定福利的水平,不一定非要是高水平的。瑞典在出台首个补助金与养老金政策时,它的补助金只有工人年收入的8%。人们会说 8% 太少了,没有多大力度,但是它对于当时有很多农民人口的瑞典来说很重要,每年8% 的工人年收入对农民来说是重要的现金收入。在中国,如果每个农民每年获得北京人均工资 8% 的补助,这对他们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来源。此外,在这个福利体系中,政府可以调节福利水平来匹配可利用的资源。第二点,上述的福利体系在操作成本上要小于有选择的福利体系,因为筛选“符合接受福利标准”的对象需要持续性地消耗大量的时间、人力与资金。广泛适用的福利体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只需要一份人口注册表,就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年龄、健康状况等来判断一个人的福利标准。

  中国转型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记者: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提高工资水平,在不考虑国际热钱的情况下,与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影响是不是一样?温家宝总理提到了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很多出口企业的破产进而造成失业,您怎么看?

  Kokko:至少在短期内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工资的提升是来自利润的重新分配,不会增加生产成本,不会造成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人民币升值确实会导致一部分企业因为产品价格上涨,失去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破产,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通过提高中国工人工资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提高工人工资可以增加工人的消费需求,一部分因为政策实施而受到影响的出口产品可以转入国内市场,被增加了的国内需求所消费。

  记者:有些小型私人出口企业由于产业结构上的问题,利润率并不高,如果让他们再分配利润,很有可能造成破产与失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Kokko:这确实是可能的,但试想如果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不愿做出一些牺牲,那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首先,其他国家可能主动对中国形成贸易壁垒,使中国产品难以出口。其次,由于再平衡过程太过缓慢,部分深陷失衡与危机的国家无法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消费中国产品,这也会打击中国的出口。所以,最终的问题是找出最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再平衡。我认为增加工人的购买力来增加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是实现再平衡的一个方法,如果这个措施得到实施,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很可能弥补国际市场的消费下降。

  记者:所以您认为工资的增加应该来源于企业利润的再分配?

  Kokko:我认为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改变利润的分配比例,中国的个人消费能力就无法提高,那么高的储蓄与投资率也无法下降,而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与减少资金在投资方面的支出,使钱流入市场来消费,无疑对实现全球再平衡是必要的。

  记者:政府是否应该为提高低利润企业工人的工资提供补助或资金支持?这样做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Kokko:我不认为这种替代方案是好的,因为它会造成经济的扭曲与畸形,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且从长远来看,会造成很多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不应该继续采用低人力成本的产业模式,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适合发展这些产业,比如印度、越南、伊朗、巴基斯坦,他们也有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在中国,人们受教育的水平在上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人力资源市场也将在未来十几年内面临供给不足。因此,中国应该转向高附加值、高工资的产业模式。产业模式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过渡应该是缓慢而平滑的,会要求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也参与进来,使转变更加顺利。

  记者: 您对中国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有没有时间上的预期呢?毕竟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不能包括在你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这些地区仍然很落后,如果将中国看做一个整体来考虑,您认为中国何时能实现您所说的这种模式呢?

  Kokko: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从不认为中国应该去实现各地区完全一样的发展。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是存在着差距的,一些省份增长较快,另一些则比较落后。如果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想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差距与不同,应该提供给人们选择在哪里居住和如何居住的机会,这是因为也许在那些收入水平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生活环境是好的。发展总是利弊兼有的,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许你会有高收入的工作,但买一套房子还是很昂贵的,人们可能会把很多时间用在解决这些高消费的问题上,这样利也会转变为弊。在中国西部的城市,收入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环境、交通、社会风气、消费水平等综合形成的生活质量很可能是高的。在瑞典,很多人选择在发展程度不高的北部地区定居,尽管那里的收入较南部等发达地区要低,但是定居在那里的人们认为那里的生活质量更高,值得他们放弃南部的某些优势。所以,只要允许人们做出自由的选择,我认为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并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是否认为中国从现在起就应该着手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变呢?

  Kokko:是的,我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开始调整发展策略。我们刚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人在讨论它的起因,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全球贸易的失衡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经济复苏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复苏意味着使我们一模一样地回到2007年,中国继续作为出口大国,每年创造着巨大的贸易顺差,那么我们就回到了危机的前夜,就会引发又一次的危机,也许那将是一场更持久的危机,可能难以从中复苏,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从危机中复苏,实现全球再平衡不是让我们重回到2007 年,而是让我们迈步走向 2013 年,而 2013 年的经济相比 2007 年应该拥有新的特质,其中的一个改变就应该是中国的宏观发展政策的改变。这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者不再仅依赖国外的消费者,中国的生产者应该让国内的消费者占据更大的消费份额,中国的国内市场应该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这有助于一个真正的“中国模式”的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仅仅是中国暂时地把世界市场当作一个工具来利用以迈出发展的步伐。真正的中国模式要求中国使自己的国内市场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记者:这一步可以称为是中国模式的开端吗?

  Kokko:它是实现中国模式的一个步骤。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长远持久的模式,而长远持久的发展是不能用暂时的手段来实现的,必须有长远持久的解决方法,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模式。

  记者:很多学者提到中国几十年后才会形成“路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未结束,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仍将会有上百万的剩余劳动力。那么,现在就提升工人工资的做法是否合适或可行呢?

  Kokko: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工人得到的工资相比较他们的劳动确实太少了。需要澄清一点,我认为当下应该做的并不是对全局发展模式的调整,而是首先对收益与利润的分配进行调整,因为一个利润上升而工资水平却相对下降的发展模式实在太不健康了,劳动者只能从自己创造的10元价值中拿到3 块钱是很不合理的。同时,如果较多的利润分配给了资方,就会让资方在生产中看到一个较高的但却是不合理的回报率,他就会在投资方面更加冒险,形成不合理的投资进而造成大量的资本损失。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合理投资将会把中国带入如同今天美国一样的经济危机。要实现长远的、合理的发展,必须保持生产过程中资本回报的合理比例,并对投资风险有正确的认识。

  记者: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这个深度的采访,能够与您探讨您的报告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