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kesh Mohan
印度储备银行前副行长
（Rakesh Mohan 先生应邀出席2009 年北京论坛，其间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对话》栏目专访）

　　采访者：杨锐

　　记者：今年 6 月，您辞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一职，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由于您没有当上储备银行行长而倍感失望吗？

　　Mohan：事实上，不论怎样我都要在 2010 年 1 月退休，我已经当了差不多7年副行长了。

　　记者：回首这 7 年，您是否对您工作上的表现感到满意，尤其是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印度金融行业的总体形势？

　　Mohan：我觉得还算满意。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印度金融部门发展良好，尽管在 2008 年底也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

　　记者：冲击是不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Mohan：我首先要讲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以接近 9%的速度稳定增长，这令人感到相当满意。但是，我们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当严重。有意思的是，印度跟中国一样首先受到资本流动逆转的影响，股市在2008 年下半年，也可能是在更早些时候，损失惨重，但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即使全球经济危机给两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两国的金融业一直都很安全。

　　记者：在中国，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这一原因是否也适用于印度？

　　Mohan：是的，两国的情况有着某种相似，因为我们也一直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但是这个过程是逐步的。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能够适当放松国家调节。

　　记者：您拒绝完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是不是因为您充分汲取了10 年前对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造成重创的亚洲金融风暴的惨痛教训？

　　Mohan：是的，同时我们也从早先拉美国家的重蹈覆辙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因为过早开放其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务市场后，从国外超额借贷而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风暴起因也大致相同。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有层次地逐步开放资本市场与资本账户，所以我们首先开放了国外直接投资市场，接着是国外证券投资市场。我们在是否允许国内经济体举借外债的问题上十分谨慎，不过我们还是慢慢地开放了这一领域，允许非金融机构利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另外，我们在是否允许银行、金融机构等在国内金融中介涉足国际债务、应对国外金融扩张的问题上也十分小心。

　　记者：印度货币之所以与美元挂钩，是因为美国强调印度货币应该与世界储备货币脱钩，代之以发行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货币吗？您是什么意见？

　　Mohan：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与任何一种货币挂钩。印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因此印度储备银行与国家本身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汇率。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汇率带，我们的汇率完全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不过我们也在外汇市场上采取一些长期的干预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汇率的大波动。汇率要有灵活性，但不能反复无常。鉴于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国家必须进行干预。

　　记者：那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灵活性与不稳定性并存的领域的呢？您是如何调控的？

　　Mohan：我不妨以 2007 年的一次大资本流动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卢比相对美元的汇率从1 美元兑换45—46 卢比上升到了1 美元兑换39 卢比，也就是说，卢比的汇率在短短 9 个月的时间里上升了将近 15%。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强制干预汇率的变化，储备银行买进了约有 1 亿美元外汇。不过事实上我们损失惨重，因为 2008 年又发生了一次资本逆流致使 2009年储备银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出售 2500 万美元外汇。因此，真正的难题在于，一时之间，你很难判断冲击究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只是短期波动，接着就会发生逆转，结果又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以减少汇率波动，因为在印度汇率对工业、外贸影响很大。这些行业都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允许价格波动的空间很小，所以大的汇率波动会严重影响失业率等等，所以我们必须格外谨慎。过去5 个月在斯坦福的经历让我有幸仔细研究了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我发现，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亚洲国家与拉美国家都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它们或多或少都在着手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过国家干预稳定经济——实行浮动汇率但汇率又不完全浮动，开放国内市场但又不完全开放。

　　记者：不管各自经验教训如何，欧洲与亚洲国家都纷纷表示了对美元的不满。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与美元挂钩？请谈谈您对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一问题的看法。

　　Mohan：我认为国家应该持有一定的外汇储备，而且这个外汇储备应该是由世界多种主要货币构成。因此，为了确保自身及外国资产的安全，不能只对一个国家投资，而应该投资多种通货。

　　记者：一位旅居中国的欧洲贸易代表几个月前告诉我：“杨锐，你看，你该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外汇组成，例如，对美国的投资额应该与你的对美贸易量成比例，对欧盟、日本和其他地区也应该是这样。”他的建议明智与否？

　　Mohan：我觉得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的一个投资方向，同时，也应把贸易以何种货币计价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现实情况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跨国贸易都以美元计价，尽管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其他通货作为贸易计价手段。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好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债务组成，包括你的国外直接投资来自哪儿，你的债权人是谁，你手里有什么性质的资产，它与债务组成货币的关系，你怎样才能利用其他货币或跨国货币来规避风险等等。另一方面，正如你的欧洲朋友所说，你必须了解你的贸易构成，不过这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国家的货币不能跨国流通，必须要借助美元、欧元这些较为坚挺的货币，贸易才能进行。因此，弄清楚你债务的货币构成以及贸易的计价货币组成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说印度成功实现了金融稳定、信贷增长以及在所有新兴市场中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为什么这样讲？

　　Mohan：我并没有说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我们的通胀率最低，而只是最低之一。不过，从印度自身的发展来讲，通胀率达到了过去 50 年来的最低水平。总体上看，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印度正努力把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和预测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二者巧妙结合在一起。比如，2004 —2008 年印度经济发展过热、固定资产和房价通胀过高、股市不稳定，我们从 2004年起就开始着手建立一项国家货币体制。与中国、美国的中央银行相同，我们必须要同时处理好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金融稳定这方面来讲，一方面，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通过国家干预减少汇率的波动性以维持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成为积极的金融管理者，因为，印度的金融管理、银行管理也在储备银行的职责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以促进信贷增长，比如 2003—2008 年间，信贷增长了 25 —27 个百分点，可以说我们是在调控经济发展速度；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调控房地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我不想讲太多的专业细节，但是我们的确采取了许多可能的管理措施，比如当我们看到房贷业发展太快，我们会对流向固定资产、房地产、资本市场的贷款严格把关。另一方面我们还关注投资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因为非商业银行受的管制要少得多。目前有很多关于商业银行与非商业性金融机构所受待遇不平等的投诉，所以我们自 2006年开始加强了对非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管制。我们所做的主要就是当意识到资产价格上升时，我们会采取可能的财政措施调控价格，不过想在短期内做出完全准确、可行的决策难度的确很大，这需要必要时作出判断。另外，我想再说一次，自上次亚洲金融风暴后，亚洲大多数国家与拉美国家都加强了各自的金融管制，就像目前印度的做法一样。

　　记者：您认为将来孟买能成为像香港、东京、上海一样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吗？

　　Mohan：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金融中心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7 年里，随着印度经济的扩张，印度的金融中介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个过程我觉得在接下来的5 年、10年甚至是15 年的时间里还会继续。

　　记者：您刚才所说的只是孟买与上海共同的竞争优势，但这些优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而我想说的是，比如在印度，尽管你们的服务行业与软件业的优势相当明显，但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中国。您觉得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是否欠缺？这是不是严重制约了印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Mohan：不得不承认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我 5 年多前预期的相比，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成效甚微。尽管电信业等几个部门的发展差强人意，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为改善交通，印度政府现在正着力促进高速公路项目的实施。同时，电力部门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此外，中印两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客观来讲，印度的制造业在过去10 年里竞争力明显增强，但发展速度没有预期的快。

　　记者：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Mohan：我认为，你说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中部地区的软件业发展很成功是因为它并不需要发达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

　　记者：创业精神、劳动力规模、劳动力价格这些方面情况如何？印度是不是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工会？

　　Mohan：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没有好的公路，产品就运不出去。我前两天去参观了一家总部设在印度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产品涉及电子、通信、硬件等许多行业，它在中国也设有规模相当的工厂。我曾问他们：“你们会在印度进行生产吗？”他们说：“不会。”我说：“为什么？”“你看，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外运速度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制造业的发展缓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城市效率很差，路况不好，运输能力差，这才是印度必须要面对和改进的地方，与创业能力、劳动力水平并没有很大关系。

　　记者：我们前面所谈论的话题主要是中印两个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对比，接下来，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全球问题，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您觉得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了呢？美国同意把 5% 的投票权转交给新兴国家，您认为那是否足够？

　　Mohan：这很难说，还需要时间检验。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欧洲国家近年来的表现，这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后建在欧洲，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主导国地位密切相关。美国过去过分强调与欧洲的贸易合作，不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美国现在想减少欧洲市场的份额而转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关键在于其利弊权衡。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特别提款权问题上采取的行动？

　　Mohan：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是说，不论是卢比、人民币还是美元、欧元，都要有中央银行的资产作保障。就人民币和卢比而言，必须要有一定的以外币计价的外汇资产 , 即外汇储备作保障。假如现在有一种世界货币，它也要有一定的投资或者某个地方的资产作为支撑。问题是，这些资产的构成是否是多样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欧洲（比如英国）、中国等都有一定的借贷。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发行一种新货币，资产保障在哪儿？资产构成又如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对能源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的巨大需求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这样的发展对环境危害相当大，招致了欧美国家的抨击，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是今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一个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您对中国的态度如何？表示理解，还是划清界线？

　　Mohan：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了解不是太多，所以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我知道与美国、欧洲、日本相比，中印两国在能源利用上都低于边界效率水平。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欧洲次之，最后是美国。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能源的高效利用，我们可以借助欧洲、日本等国的先进技术，并不需要自身进行发明创造。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一方面呼吁参与精神，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

　　记者：“低碳”是关键词。

　　Mohan：我想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记者：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