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采访者：王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姚洋 1986 年获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学位，1989 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 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是《经济学季刊》的主编。姚洋教授主要的研究与教学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作为北京论坛(2009) 经济分论坛的负责人，他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治愈吗？”的演讲，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兴趣并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会议间隙，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有人曾经说过，美国的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契机。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请您评价一下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复苏中所发挥的作用。

       姚洋：美国不会因为一次危机就垮掉，而中国崛起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契机，通过一次危机来实现崛起也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和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只是体现了不同政府金融机构的作用，中国出现较快的复苏有其自身的原因，也确实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否是暂时性的还要看进一步发展。

　　记者：您提到顺差国不活跃的金融市场或许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作为顺差国，它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

　　姚洋：中国欠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有很高的经常账户盈余，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出口带来的积蓄。中国没有直接导致金融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过剩的流动性构成了危机发生的土壤。如果说中国与危机没有任何关联是不对的。至少，中国部分导致了全球发展不平衡，因为不平衡，才产生了金融危机。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但同时您也非常强调自身金融体系的改革，您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大格局中，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改革金融体系，各自应占到怎样的比重？

　　姚洋：我觉得还是改革金融体系更重要。劳动力的优势已经摆在那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是一直持续着的过程，不能说美国出现信贷危机我们就不发展金融业了。金融改革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GDP 增长了，老百姓的收入反而不足了。这不是说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它的增长速度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在劳动力供给十分充沛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被转化为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中国人民变穷了。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金融体系落后的主要表现是缺少中小型银行和地方性资本市场。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政府对金融市场强有力的主导作用是减小危机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国进行银行改制，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来应对危机？

　　姚洋：金融危机并不是由于中小银行过多造成的，还是要发展中小型银行，这是必然的趋势。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发挥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功能。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大银行，中小银行数量不足，结果出现“一头沉”的现象，大型企业资金非常充裕，而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资金和贷款，经济就没有办法活跃。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贸易激增和经常账户大量盈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民币价值依然被低估了吗？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 20% 只是略微缓解了危机，对吗？

　　姚洋：我并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我确实不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我有一项研究表明，时至2008年6 月，人民币的价值没怎么被低估。就汇率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关系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实际的而非名义上的汇率。即便一个国家有固定的名义汇率，在经常账户出现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其货币会真正升值，也即，其国内价格水平会上扬，至少在中长期出口方面的竞争力会减弱。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有必要融合其他实际因素来加以解释，如人口统计，要素市场扭曲，中国强大的制造力等。

　　记者：中国能更好地利用外汇储备而非不断把资金注入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吗？

　　姚洋：某种马歇尔计划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如果特殊提款权是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可能方案，中国可以购买一定量的特殊提款权所允许的不同种类的外汇，为何中国现在并没这样做？

　　姚洋：中国有大量的美元储备，因此不可能去买其他的货币。特别提款权允许中国将美元兑换为特殊提款权所允许的其他货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还得为拥有特殊提款权所允许的货币的相关方谋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否则中国购买那些货币也没意义，并且也无助于改善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状况。

　　记者：每年报考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双学位的学生人数都在上涨，这也折射出当下学生在未来规划中对经济领域的青睐。而您曾经提到过，国家不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那么对于大学生群体表现出对经济的偏好，您如何看待？

　　姚洋：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建设之外的社会问题。当前中国政府支出的70%—80% 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却是70%—80%放在社会支出，所以说经济越发展老百姓反而越穷了。大学生喜欢学经济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是个阶段性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做出一些调整。比如：通过控制学生人数以保证质量；双学位培养目标之一是加强人文教育，把经济学作为一种常识普及，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最终从事经济行业。

　　记者：作为经济分论坛的负责人，您认为举办北京论坛的最大意义何在？

　　姚洋：主要还是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但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场所，要将这些想法讨论成形，然后付诸于政策上的确还需要进行很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