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Timmer：燃眉之急已解，政府需着眼于新增长点
采访者：旷野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忙于充当“消防队员”，当然，一切努力没有白费。较之雷曼破产后的风雨飘摇，无论是根据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是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出的预测，2009 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已经步入复苏。然而，在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Hans Timmer 看来，经济增长前景仍不容乐观，燃眉之急告解后，如何平稳过渡是各国政府正在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过渡的要务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绿色科技”在他眼中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各国政府要摒弃“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尤其美国在背负着巨额财政赤字的前提下，不应该止步于保护汽车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也不应止步于扩大公共支出，而应该引导私营部门和政府一起致力于“绿色科技”为导向的新产业。为了进一步了解Timmer 的前沿观点，《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过渡政策”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报告预测2010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这一预测与 2009 年上半年的预测相比更乐观了一些。你认为 2010 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将会如何？
Timmer：考虑到2009 年全球经济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整体缩水，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因为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后，3% 的增长仍低于趋势增长率，不足以吸纳全球的新增劳动力。这意味着全球诸多经济体的失业率仍会进一步攀升，过剩产能仍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衰退过后，我们通常需要一个相对强劲的反弹方能重新启动趋势增长率。当前的衰退又尤为严峻，而实际上诸多机构的增长预测并不乐观，这意味着此次衰退可能会持续多年。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10 年美国经济可能会再次下滑，一些学者也同样在担心经济“二次探底”，对此您有何看法？
Timmer：目前达成共识的是 2010 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有所放缓，将低于2009 年底和2010 年初的预期，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出现又一次急速下滑。当前的反弹主要是受到两个临时性因素的驱动。第一个因素是强劲的库存周期，此前很多企业因需求不振而停止增长库存，眼下，虽然需求并未复苏，但企业库存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不再，因此生产有所复苏。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正常技术性反弹。另外，当前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财政刺激政策所驱动。这一因素的效应也将于 2010 年内终结。即便相关国家能够保持现有的支出水平，也将无力支撑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明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会保持强劲，但其后将会回落。为此，政府需要确保私营部门在其后能够取代政府的角色，驱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同意美国经济可能再次下滑的预测。
记者：那么各国政府如何才能确保经济复苏的力度，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Timmer：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挑战在于政府如何建立一种过渡机制，将政策重点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向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退出策略”，但我更倾向于称之为“过渡策略”，因为这不是要政府骤然让位，由市场“接管”，而是政府要转变政策重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在中期逆转当前政策走势。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短期内，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刺激需求，几乎全然不计后果；而在中期，政策需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要关注供给，要营造有助于生产力提升的政策环境。在危机前的繁荣岁月中，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曾一度颇为可观，但其增长动力在危机中受到压抑，这是全球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一个威胁，未来的政策要着眼于此。货币政策也是如此。危机使得信贷供给骤然枯竭。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短期内也主要着眼于恢复信贷供给；而长期来看，我们则需要一种更好的体系合理控制信贷供给。因为，恰恰是信贷供给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才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记者：但是，如何恰当地推出过渡策略对各国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您有什么建议？
Timmer：日本在 1990 年代遭遇金融危机，其后进入长达十余年的萧条。很多人认为日本政府没能及时刺激经济增长，支出也不够大，但对此我持不同意见。实际上，危机后日本政府相对较快地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我记得其规模很快达到 GDP 的 50%，但还是未能起到作用。这表明，标准的刺激政策其实有其局限——在短期，刺激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其无力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回顾了日本的教训，再来看当前的形势，我们当前的要务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需要做的绝不应止步于保护原有产业，也不应止步于扩大公共支出，而是应致力于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拓宽私营部门的视野。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产业部门，比如“绿色科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所在。很多国家的问题在于能源安全，如南非、印度等，其经济增长受制于能源和电力供应。当然，坐而论道很容易，而政府则要面临诸多困难。但无论如何，政府需要改变其政策导向。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过去，解决燃眉之急的政策亦已无需再多，政府需要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应计入通胀考量
记者：美国政府为应对当前的危机投入大量资金，使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这是否会对未来的美国经济构成威胁？
Timmer：这会对美元构成潜在威胁。该国政府可能会制造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是一种便宜的偿还债务的方式。但与此同时，这种情形并非不可逆转，因为美国是个大国，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相对债务水平并不算太高。而且，如果美国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用其他政策替代财政刺激，这一趋势是可以逆转的。但这的确是个威胁。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继续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政府应当转变心态，要更具长期意识，杜绝这种短视的做法。
记者：美联储已明确表示近期不考虑加息，低利率政策是否又会像格林斯潘时期一样给之后的经济埋下祸根？
Timmer：美联储面临一个颇为严峻的挑战，不仅要考虑何时开始加息，而且还要考虑如何缓解数量型宽松措施，因为美联储不仅降息，还自行制造了很多信贷，不仅购买国债，还购买了很多私营部门的债券，直接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美联储总是说要收回流动性很容易：我们既然能够创造流动性，到时机需要时，也可以用相反的过程回收流动性。是否真的如此容易？我不确定。美联储所做的是直接干预信贷市场、利率，这种干预在其他形势下根本不会实施。我担心美联储再收紧流动性时会行动太晚，错过时机。特别是现在通货膨胀压力还不大，如果使用传统的价格指标，通货膨胀可能不会很快显现，但另一方面，流动性总会流到某处，比如资产市场，从而制造新的泡沫，并最终导致又一场危机。此外，如何将资产价格计入通货膨胀中也是美联储面对的一大挑战。没有将资产价格计入通货膨胀，加上监管不力等因素，恰恰是导致这一轮危机的根源，但当前各国的中央银行似乎并未有效应对。
记者：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我们看到中国今年新增贷款创下了历史纪录，但政府似乎无意在美国之前收紧货币政策。
Timmer：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信贷，年初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某些方面已经得到了抑制。同美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更关注资产价格。我同意你的说法，中国眼下的情形与美国类似，大量资金涌入经济体系，并未导致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而是表现为股市和楼市价格的增长，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人民币应挂钩一篮子货币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正在加剧。如果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再次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愈演愈烈？
Timmer：让我惊喜的是今年国际贸易的动向恰好相反，并未出现更多保护主义，并未出现更多以邻为壑的做法。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并未出现大萧条，各国的宏观政策非但没有出现紧缩，反而推出更多宽松的政策。另一方面，当前各国的贸易政策同上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政策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当前确有诸多贸易争端，有些争端同各国国内刺激政策的附加条件相关，但我并不太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当一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刺激本国经济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照顾本国企业是很自然的做法，不必过分担忧。况且，当前的若干贸易争端正得到解决，相关各国政府也的确显示出解决争端的诚意。各国仍普遍认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记者：最近克鲁格曼发文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行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会否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出台类似大萧条时代Smoot-Hawley 法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Timmer：我不同意克鲁格曼的说法。我的确认为过去两年中中国曾有机会变革其汇率政策，只是中国政府并未抓住机遇。
就当下而言，首先，我不认为是汇率问题导致全球失衡。导致全球失衡更多应归咎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产市场泡沫，这不是由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考虑到美国国内需求的变化，人民币汇率的确应该有更多弹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其次，我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很大程度的人为操纵，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准，有时甚至还存在通货紧缩现象，而且在中国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有足够的弹性。如果中国刻意大幅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本应该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我不认为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高速增长同操纵汇率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中国未能做到的一点是，当其宣布人民币同一篮子货币挂钩时，其实并未真正做到。我认为，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担心如果过快同美元脱钩，会导致美元汇率急剧下跌，从而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但从长期看，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是有害的，因为在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中，美元已不再是主导性的货币，人民币继续同美元挂钩只会使人民币同其他货币的汇率受制于美元汇率的波动。此次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迹象：美元先是升值，又大幅贬值，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出现变化，唯有人民币对美元没什么变化，这不合乎逻辑。当中国宣布人民币同一篮子货币挂钩后，人民币的确稳步小幅升值，但实际上还是同美元挂钩的。
全球信贷失衡亟待重视
记者：很多人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而中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但当前这一失衡局面似乎并无根本改变，以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为代表的一派曾指出美国政府同中国一样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在于：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是否必须达到再平衡？如何克服现在的障碍？
Timmer：我同意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一问题，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个高度危险的现象，对美国而言尤为如此。因为如果失衡现象得不到有效应对，也许有一天美国以外的投资者会失去信心，担心美国不得不通过通货膨胀以履行其偿债义务，由此给美元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害到全球经济稳定。但我认为对于全球经济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危机就是这一问题的后果：美国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导致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市场泡沫，也使得世界其他经济体借贷成本过低，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因为当前通胀压力很低。低通胀压力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竞争力提升，供给大量增加，而中央银行又不愿改变判断通货膨胀的传统做法，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使得美国赤字长期居高不下。
自2007 年初开始，有动向表明这一失衡正得到有序调整。2007 年初，美国国内需求急剧下降，也正是在这一时段，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到2007 年中，房地产价格跌幅达到两位数，2007 年夏天开始进入危机，导致消费停止增长，进口也停止增长。而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当时仍高速增长，美国可以大量出口。因此，我们可以说，解决失衡问题所需的美国国内调整已经发生，而且也并未给美国的生产带来影响，因为世界其他经济体依然保持增长，带动美国出口增长。这一趋势并未清晰地反映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因为同期石油价格大幅上升，但如果剔除石油进口，我们能看到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实际上得到很大改善。同样在中国，从2007 年开始，国内的情形也得到改善，因为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局面，致力于刺激服务行业和国内需求增长。中美两国的上述动向本来使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前景颇为乐观，但我担心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短期应急措施有使此前努力付诸东流的风险，因为美国政府骤然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使得国内需求大量增加。而中国也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间接地使得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比服务部门获益更大。这不能不说是相对于此前动向的一种倒退。我不认为当前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能够长期维系，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是一些短期措施。一旦贸易恢复正常，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又需要重新关注美国该如何降低国内需求，这需要全然不同的货币政策。同样，中国也需要考虑，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强劲，而国内需求却如此之低。
2013-10-08 | @ 北京论坛秘书处
Hans Timmer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
采访者：旷野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忙于充当“消防队员”，当然，一切努力没有白费。较之雷曼破产后的风雨飘摇，无论是根据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是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出的预测，2009 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已经步入复苏。然而，在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Hans Timmer 看来，经济增长前景仍不容乐观，燃眉之急告解后，如何平稳过渡是各国政府正在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过渡的要务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绿色科技”在他眼中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各国政府要摒弃“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尤其美国在背负着巨额财政赤字的前提下，不应该止步于保护汽车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也不应止步于扩大公共支出，而应该引导私营部门和政府一起致力于“绿色科技”为导向的新产业。为了进一步了解Timmer 的前沿观点，《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过渡政策”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报告预测2010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这一预测与 2009 年上半年的预测相比更乐观了一些。你认为 2010 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将会如何？
Timmer：考虑到2009 年全球经济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整体缩水，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因为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后，3% 的增长仍低于趋势增长率，不足以吸纳全球的新增劳动力。这意味着全球诸多经济体的失业率仍会进一步攀升，过剩产能仍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衰退过后，我们通常需要一个相对强劲的反弹方能重新启动趋势增长率。当前的衰退又尤为严峻，而实际上诸多机构的增长预测并不乐观，这意味着此次衰退可能会持续多年。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10 年美国经济可能会再次下滑，一些学者也同样在担心经济“二次探底”，对此您有何看法？
Timmer：目前达成共识的是 2010 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有所放缓，将低于2009 年底和2010 年初的预期，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出现又一次急速下滑。当前的反弹主要是受到两个临时性因素的驱动。第一个因素是强劲的库存周期，此前很多企业因需求不振而停止增长库存，眼下，虽然需求并未复苏，但企业库存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不再，因此生产有所复苏。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正常技术性反弹。另外，当前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财政刺激政策所驱动。这一因素的效应也将于 2010 年内终结。即便相关国家能够保持现有的支出水平，也将无力支撑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明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会保持强劲，但其后将会回落。为此，政府需要确保私营部门在其后能够取代政府的角色，驱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同意美国经济可能再次下滑的预测。
记者：那么各国政府如何才能确保经济复苏的力度，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Timmer：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挑战在于政府如何建立一种过渡机制，将政策重点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向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退出策略”，但我更倾向于称之为“过渡策略”，因为这不是要政府骤然让位，由市场“接管”，而是政府要转变政策重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在中期逆转当前政策走势。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短期内，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刺激需求，几乎全然不计后果；而在中期，政策需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要关注供给，要营造有助于生产力提升的政策环境。在危机前的繁荣岁月中，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曾一度颇为可观，但其增长动力在危机中受到压抑，这是全球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一个威胁，未来的政策要着眼于此。货币政策也是如此。危机使得信贷供给骤然枯竭。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短期内也主要着眼于恢复信贷供给；而长期来看，我们则需要一种更好的体系合理控制信贷供给。因为，恰恰是信贷供给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才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记者：但是，如何恰当地推出过渡策略对各国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您有什么建议？
Timmer：日本在 1990 年代遭遇金融危机，其后进入长达十余年的萧条。很多人认为日本政府没能及时刺激经济增长，支出也不够大，但对此我持不同意见。实际上，危机后日本政府相对较快地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我记得其规模很快达到 GDP 的 50%，但还是未能起到作用。这表明，标准的刺激政策其实有其局限——在短期，刺激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其无力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回顾了日本的教训，再来看当前的形势，我们当前的要务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需要做的绝不应止步于保护原有产业，也不应止步于扩大公共支出，而是应致力于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拓宽私营部门的视野。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产业部门，比如“绿色科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所在。很多国家的问题在于能源安全，如南非、印度等，其经济增长受制于能源和电力供应。当然，坐而论道很容易，而政府则要面临诸多困难。但无论如何，政府需要改变其政策导向。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过去，解决燃眉之急的政策亦已无需再多，政府需要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应计入通胀考量
记者：美国政府为应对当前的危机投入大量资金，使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这是否会对未来的美国经济构成威胁？
Timmer：这会对美元构成潜在威胁。该国政府可能会制造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是一种便宜的偿还债务的方式。但与此同时，这种情形并非不可逆转，因为美国是个大国，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相对债务水平并不算太高。而且，如果美国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用其他政策替代财政刺激，这一趋势是可以逆转的。但这的确是个威胁。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继续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政府应当转变心态，要更具长期意识，杜绝这种短视的做法。
记者：美联储已明确表示近期不考虑加息，低利率政策是否又会像格林斯潘时期一样给之后的经济埋下祸根？
Timmer：美联储面临一个颇为严峻的挑战，不仅要考虑何时开始加息，而且还要考虑如何缓解数量型宽松措施，因为美联储不仅降息，还自行制造了很多信贷，不仅购买国债，还购买了很多私营部门的债券，直接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美联储总是说要收回流动性很容易：我们既然能够创造流动性，到时机需要时，也可以用相反的过程回收流动性。是否真的如此容易？我不确定。美联储所做的是直接干预信贷市场、利率，这种干预在其他形势下根本不会实施。我担心美联储再收紧流动性时会行动太晚，错过时机。特别是现在通货膨胀压力还不大，如果使用传统的价格指标，通货膨胀可能不会很快显现，但另一方面，流动性总会流到某处，比如资产市场，从而制造新的泡沫，并最终导致又一场危机。此外，如何将资产价格计入通货膨胀中也是美联储面对的一大挑战。没有将资产价格计入通货膨胀，加上监管不力等因素，恰恰是导致这一轮危机的根源，但当前各国的中央银行似乎并未有效应对。
记者：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我们看到中国今年新增贷款创下了历史纪录，但政府似乎无意在美国之前收紧货币政策。
Timmer：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信贷，年初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某些方面已经得到了抑制。同美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更关注资产价格。我同意你的说法，中国眼下的情形与美国类似，大量资金涌入经济体系，并未导致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而是表现为股市和楼市价格的增长，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人民币应挂钩一篮子货币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正在加剧。如果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再次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愈演愈烈？
Timmer：让我惊喜的是今年国际贸易的动向恰好相反，并未出现更多保护主义，并未出现更多以邻为壑的做法。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并未出现大萧条，各国的宏观政策非但没有出现紧缩，反而推出更多宽松的政策。另一方面，当前各国的贸易政策同上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政策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当前确有诸多贸易争端，有些争端同各国国内刺激政策的附加条件相关，但我并不太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当一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刺激本国经济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照顾本国企业是很自然的做法，不必过分担忧。况且，当前的若干贸易争端正得到解决，相关各国政府也的确显示出解决争端的诚意。各国仍普遍认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记者：最近克鲁格曼发文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行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会否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出台类似大萧条时代Smoot-Hawley 法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Timmer：我不同意克鲁格曼的说法。我的确认为过去两年中中国曾有机会变革其汇率政策，只是中国政府并未抓住机遇。
就当下而言，首先，我不认为是汇率问题导致全球失衡。导致全球失衡更多应归咎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产市场泡沫，这不是由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考虑到美国国内需求的变化，人民币汇率的确应该有更多弹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其次，我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很大程度的人为操纵，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准，有时甚至还存在通货紧缩现象，而且在中国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有足够的弹性。如果中国刻意大幅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本应该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我不认为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高速增长同操纵汇率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中国未能做到的一点是，当其宣布人民币同一篮子货币挂钩时，其实并未真正做到。我认为，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担心如果过快同美元脱钩，会导致美元汇率急剧下跌，从而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但从长期看，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是有害的，因为在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中，美元已不再是主导性的货币，人民币继续同美元挂钩只会使人民币同其他货币的汇率受制于美元汇率的波动。此次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迹象：美元先是升值，又大幅贬值，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出现变化，唯有人民币对美元没什么变化，这不合乎逻辑。当中国宣布人民币同一篮子货币挂钩后，人民币的确稳步小幅升值，但实际上还是同美元挂钩的。
全球信贷失衡亟待重视
记者：很多人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而中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但当前这一失衡局面似乎并无根本改变，以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为代表的一派曾指出美国政府同中国一样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在于：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是否必须达到再平衡？如何克服现在的障碍？
Timmer：我同意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一问题，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个高度危险的现象，对美国而言尤为如此。因为如果失衡现象得不到有效应对，也许有一天美国以外的投资者会失去信心，担心美国不得不通过通货膨胀以履行其偿债义务，由此给美元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害到全球经济稳定。但我认为对于全球经济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危机就是这一问题的后果：美国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导致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市场泡沫，也使得世界其他经济体借贷成本过低，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因为当前通胀压力很低。低通胀压力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竞争力提升，供给大量增加，而中央银行又不愿改变判断通货膨胀的传统做法，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使得美国赤字长期居高不下。
自2007 年初开始，有动向表明这一失衡正得到有序调整。2007 年初，美国国内需求急剧下降，也正是在这一时段，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到2007 年中，房地产价格跌幅达到两位数，2007 年夏天开始进入危机，导致消费停止增长，进口也停止增长。而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当时仍高速增长，美国可以大量出口。因此，我们可以说，解决失衡问题所需的美国国内调整已经发生，而且也并未给美国的生产带来影响，因为世界其他经济体依然保持增长，带动美国出口增长。这一趋势并未清晰地反映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因为同期石油价格大幅上升，但如果剔除石油进口，我们能看到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实际上得到很大改善。同样在中国，从2007 年开始，国内的情形也得到改善，因为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局面，致力于刺激服务行业和国内需求增长。中美两国的上述动向本来使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前景颇为乐观，但我担心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短期应急措施有使此前努力付诸东流的风险，因为美国政府骤然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使得国内需求大量增加。而中国也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间接地使得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比服务部门获益更大。这不能不说是相对于此前动向的一种倒退。我不认为当前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能够长期维系，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是一些短期措施。一旦贸易恢复正常，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又需要重新关注美国该如何降低国内需求，这需要全然不同的货币政策。同样，中国也需要考虑，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强劲，而国内需求却如此之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