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者：杨晓钦

　　他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多家国际学会的领军人物，创办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哲学季刊》与《国际中国哲学学会》蜚声海内外。他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与发展中国哲学，是中西文明对话的身体力行者。

　　在北京论坛（2009）上，记者专访了成中英教授，力求探寻这位哲学大家眼中的新时代儒学及其未来走向。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著作，可见您很早就在思考中国哲学走出国门、服务于当下的命题，那您认为当下中国哲学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世界化？

　　成中英：哲学是一门活的学问，它有自身存在的体系，同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有益于“人生”；这里的“人生”既指个人的完美实现，也指群体社会发展的良好状态。中国哲学作为对自然和人的生命的思考体系，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被遗忘、被束之高阁。哲学家思考的对象和内涵必须面对生命、面对历史、面对自然。时代的需要使得哲学能发挥它的作用，面对现代的生活和文化的社会问题，来拓展新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始终是在人类的经验基础上成长的，将原本的智慧扩大，并开发出新的语言与新的理念。

　　在中国近代，哲学似乎是一个陈旧的、缺乏梳理的烂摊子，不是里面没有宝藏，而是没人去挖掘。

　　所以今天首先要将这些宝藏整理出来，然后要还原它原来的光辉，第三步则将其变成美好的结构，从发光到发热，再到发出能量，来推动中国文化新的发展。

　　哲学有三个面：“本”、“体”、“用”。“本”指不能忘本，“本”来自于经验和观察、最原始人类思考的智慧；“体”是逐渐形成的智慧、知识的体系和格局；“用”直接与生活联系，“用”充实“体”，“体”再回归到“本”，“本”里面再发展出一种创生的力量再促成“用”。所以这是一个周转游行的“体”，通过时空来展开。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一样的。基于时代的需要，我们要将“体”、“用”都扩大，这就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内涵。从西方哲学那里我们汲取宝贵知识，使我们头脑变得更有逻辑，更细腻，更有分析能力；同时我们也应将自身体会到的经验、真善美的价值与西方世界共同分享，因此世界化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与世界分享我们的智慧。

　　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展示自身思考的活力、优点，起一种示范的作用。与此同时，积极、有建设性的发展是根本，在我们发展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沟通、理解、诠释、对话极为必要，因此我也很早就提出“平等吸收、彼此丰富”的口号。我甚至在思考，中国历史悠久，其深厚的文化所凝聚的哲学智慧可以为其他文化及宗教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沟通的平台，因为中国哲学是开放的，正如《易传》所强调的“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以及《论语》所强调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当然，处理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关系时，现代化是基础，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内涵的自我，向外发展是有问题的。

　　记者：那么在世界化过程中，如何保证民族独立性呢？

　　成中英：确实世界化很容易导致文化趋同，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但吸收西方的精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同化。首先，与西方的沟通，既是充实自己，表达我们自身的哲学智慧，同时也表达与西方分享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愿望。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和”中坚持特色，并不会丧失自我。

　　其次，每个传统都继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都有其自身的重点。

　　比如，看重自我的价值，这点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通过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来加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使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保存文化传统特色。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传统经验，所以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还是会保有其特性，不会轻易被同化。

　　另外，从自觉的文化创造来说，自觉吸收外面的文化主要是用来强化自己的体质，譬如蚕食桑叶，不是自身变成桑叶，而是将桑叶转化成丝。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积累，当然有的文化转化功能比较弱而被同化，但同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于中国，我们必须在强调中国文化本体的内涵的基础上来与西方进行沟通。

　　第三，思考的偏向问题。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能力。比如，中国人擅长伦理关系的坚持、道德力的感化作用；德国人擅长抽象的理论，发展了机械理论；英国人擅长实用主义，所以商业文化很发达。这其实是一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问题。

　　记者：您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当代儒学有着权威发言权，您认为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儒学在当今中国及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成中英：相对于“新儒学”，我更认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我想从一个开拓与开放的角度来谈，而不局限于过去的几个大家的格局来谈。我想我们应超越狭义的门户之见来解决一些既有的问题，同时也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我不想只是坚持某一传统的儒家观点，而要寻儒学之根，开儒学的新境，结合道、佛与西方哲学来发展儒学的应用；我称之为“新新儒学”，以之来应对“后后现代”的问题。因而，一方面讲求“本体”与“体用”的关系以达到“本体用”三结合的动态循环贯通，同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来诠释儒家，赋予儒家以“后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儒家的整合融通的道德精神以及开放发展的宇宙哲学。

　　我的“新新儒家”有两个特点：首先，新儒家并不是要排除中国其他诸家的传统，我是将儒家“天人认知”与“感通”的经验摆在源头活水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是我很重视《周易》的整体宇宙观的结果；其次，我很重视现代科学，不认为现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是冲突的，我认为它们事实上是相互包容的，这表明我们要重新诠释道德理性，同时也要诠释科学知识。新儒学的开拓，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生命的伦理，强调人的自觉的善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和主要目标；在包容的意义上，我不会排除道家、佛家的贡献。同时，我非常重视与西方的沟通，在强调知识理性的用途的同时，也要改变知识理性的狭隘的观点。因此在这点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不仅仅是在维护我们自己了，而是涉及到贡献。由儒家开放的观点，融合西方的智慧，来完成人的整体发展。因此，强调灵活、整体、自觉的精神，理性分析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道德是一样重要的。道德与知识不相坎陷，二者更能建立彼此张扬的关系。

　　儒学的意义在哪里？中国目前的发展策略对经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经济和政治相配合，但经济和政治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另外，中国坚持马列主义的战略发展思想，但是马列主义又如何和儒家融合？就长远而言，我们需要找一个文化上的传统智慧，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发展策略，这就涉及到儒家如何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后盾。在现实意义上，儒家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全球化有着指导意义，因为现在领导者提倡的“和而不同”、“中国不称霸”都体现传统的“王道”思想。儒家对世界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它代表全球伦理，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儒家重视人的正义的要求、整体发展的品格的要求、伦理的正当性，对以自私贪婪为基础的资本谋取模式有着一定匡正作用。

　　记者：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全球性危机的道德反思：作为解决之道的和谐与伦理教养”，那么儒家、道家的伦理及生态观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全球性的危机？

　　成中英：我觉得作用会很大。对于这个争论，我也十分关注。我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就写过道家哲学对生态伦理、生态维护的重要性的论文。道家非常重视自然，自然代表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也代表一种多样性。我们不要阻止生命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它代表一种天然的平衡。道家对过分的、偏激的、极端的发展是持警戒态度的，儒家也有这方面的体现，如“欲速则不达”。而今天生态的问题就出在人类过分地急功好利，造成全球变暖、气候失衡、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与道家的“天地之道”、“自然之道”是明显违背的。而儒家的“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是人内在的一种和谐状态：即“心”与“性”、“情”与“理”的融合。其次，它强调“太和”的理想，包括生态的平衡，人自身的平衡，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平衡。

　　记者：儒学是国学的核心，现在对于什么是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现在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大筐，对此您怎么看？

　　成中英：国学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学问的梳理，里面当然包含了很多层次。最起码，要考虑到“经史子集”。“经”代表中心价值理念，“史”代表历史的回忆和记载，“子”代表哲学的思考，“集”代表整体人类的情感的反馈和表达。“经史子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经验历史与智慧财富的开发。用同样的角度理解西方，就是西学。西方人对自己学问的理解可以叫做科学、哲学，还有英国学、美国学、英国研究、荷兰研究等等。西方人对中国的学问发生兴趣，就叫它汉学。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学概念不发达、不清晰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自己的学问，就好像没有自我了解，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这个概念没有出来，人就彷徨了，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所以重建国学，要自我反思，自我整体化。同时要说明的是，过去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往往是带有西方的偏见，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国学，给西方人一个回馈。如果让西方的汉学认识来罩住我们的国学，这就等于让人家告诉你你是谁，那我们就丧失了主动权。我们需要自己说“我是谁”，同时还可以说“你对我的了解还需要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