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3）主旨报告

研究型大学: 全球新一代精英之诞生地

马尔科姆•格兰特

伦敦大学学院校长

英国国家健康中心主席

• 引语

    在北京论坛创办十周年之际, 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回顾与展望。这是不同寻常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世界许多主要经济体遭遇了银行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伊拉克与阿富汗爆发了武装冲突，马德里和伦敦经历了火车爆炸事件，恐怖主义暴力行径屡见不鲜，还发生了包括地震在内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的再平衡与财政改革给欧洲社会带来阵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青年失业率，这在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国尤其突出。

    在此背景下，我们倾向于把大学看作一片远离尘世纷扰的静心乐土。大学毕竟是长期运营的机构，是沉思默想之处所，是研究发现、知识开发与交流，以及各国智慧发展的避风港。在大多数国家，大学历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机构。

    然而，对于今天的研究型大学而言，一切也处在动荡之中。大学正在发生巨变，人们期待大学在未来十年可以发挥新功能、承担新责任、为经济做出新贡献。北京论坛创办这十年恰好是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校长和教务长的十年，所以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大会主题为背景，思考全球顶尖大学的现状及其未来地位。

• 高等教育的普及

    过去的十年，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当代各所大学的地位及相对声望，或许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过去20年人口的增长造成全球学生人数快速增加。目前，全球大约有一亿三千万大学生。到2025年，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预测，全球大学生人数将增加一倍多，达到两亿六千两百万。这一增长几乎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和印度就会占到一半以上。

    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1995至2010年间，其会员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近25%，另有超过60%的年轻人愿意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人口大幅增长的经合组织之外的20国集团成员，经合组织预测这些国家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将出现更为显著的增加。到2020年，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沙特及南非等国拥有大学学位，且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的年轻人数量将比经合组织所有国家的同年龄段大学毕业生总数还要高出大约40%。

    然而，高学历人数增加如此之快不仅仅是人口增长造成的，也是政府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结果。以韩国为例，过去十年里，通过优先发展高等教育，韩国成为了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天，在其25至34岁的人口中，有高达64%的人拥有大学或大专学历。韩国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2000年，韩国对各级教育的投入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1%；2010年又提高到7.6%，高于经合组织6.3%的平均水平。2010年，韩国仅高等教育的投入就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6%，比经合组织1.6%的平均水平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尽管由于这一时期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相对来说平均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金额并不高。在知识经济环境下，韩国确保了自己在全球竞争中遥遥领先，而其他国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赶上韩国的步伐。

• 资金危机

    高等教育的快速增长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尤其在战后欧洲，人们此前一直认为高等教育尽管只培养少数精英分子, 但却是专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因此理应得到国家税收的支持。这种模式因不堪学生数量的重压而最终瓦解。过去十年里，大多数国家除了依靠原有的税收补贴外，还引入或增设了以学费为名义的个人缴费部分。

    2008年银行业的崩溃使美国主要的州立大学陷入了危机。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学府，且位于全球最富有的州之一，但是加州资金支持的突然大幅削减，外加1990年以来本州给每位学生的资助已逐步减少了54%，还是令该校资金严重紧缩、学费上涨，同时出现了政治敌对情绪及学生动乱事件。在美国，学生负债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学生贷款违约率连续六年上涨。根据联邦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百分之十的美国学生都没有履行毕业后两年内开始还款的义务。

    同样，英国政府也分三步对旧有模式进行了改革：1998年前，学费全免并提供生活费；2004年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需缴纳小额费用；2012年起，学费增加三倍（非理科专业的学生将不再获得任何学费补贴），但学生都能申请到低息贷款，还款期限最长为25 年，还款额度为毕业后收入的百分之一。这是英国在欧盟法律范围内所能实施的一种最接近于毕业税的做法。改革的背后是脆弱的经济现实，或许大学之间将出现激烈竞争的局面。此外，通过设定每年九千英镑的最高学费，政府确保所有大学都会以最高学费为收费标准，以免学生认为收费较低的高校提供的必然是二流的教育产品。

    然而，对于大多数欧洲主要国家而言，引入学费制度似乎过于遥远。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希腊、冰岛和挪威，或者根本不存在学费的概念，或者只收取名义上的学费，甚至对于国际学生也是如此；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学生每年缴纳的总费用不超过五千欧元。

在许多国家，公共机构的发展总是与快速增长的私营市场并驾齐驱。这在美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八所院校都是私立大学，尽管美国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能获得公共补助。日本的情况也很类似，东京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以及京都立命馆大学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老牌顶尖私立学府。而在印度等一些国家，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印度经济不断增长，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公立大学需要招收的学生数量太多，远远超过国家财政及政府机构的资助能力。通过立法允许外国大学在印度开设分校的提案也在国会搁置多年，尽管上个月政府发布了行政令，向外国大学敞开大门，但是仍不允许相关机构将利润汇回本国。

    根据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普及化有增无减的趋势，我们还能发现另外两项后果。第一是利润分配问题。世界最负盛名的一些大学，尤其是美国的一些高校，已开始从非常规渠道筹集资金，包括毕业生和企业的慷慨援助，以及开放实验室获取利润。能在常春藤联盟、牛津、剑桥或全球排名前25位的其他高校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学生而言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这种高校经历不会自动通往高薪之路，但却能给学生的简历增光添彩，确保其终生受益。这些高等学府获取财富的方式被鉴定为“可自我维持的精英主义”，因为相关院校在捐款增长的同时还在不断提高学费, 其速度已远远超过通货膨胀。虽然与天主教会相比相形见绌（据《经济学家》杂志估算，天主教会每年仅在美国就要花费约1700亿美元），但世界上没有几个非营利性机构的财力可以与哈佛大学相匹敌。

•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

    大学生人数的快速膨胀还体现在留学生的数量上。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到2010年，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410万，五大热门目的地国家约占总数的50%，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这种现象会产生几个重大后果。亚洲学生占了总数的52%，来自中国的学生最多（大约有140万），来自印度和韩国的学生绝对人数也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25年，留学生人数将增至700多万。

    即便把过去20年的人口增长和联合国对未来数十年的预测考虑进去，这些估测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为供需双方会出现许多变数，全球经济气候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过去5年的经济放缓不但没能阻碍这一趋势，反而使其更进一步，这是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缺乏培养人才的能力，富裕的中产阶级不断涌现，同时学生及其家庭也纷纷认识到海外求学经历会给他们带来终生发展的机遇。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巨大，但他们仍然是最主要的学生输出国，而且过去十年留学生增长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加剧。国际学生不一定会集中在过去最受欢迎的国家：当前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新近参与竞争的国家可能给优秀学子提供极大的诱惑，包括赋予其公民身份等。

    在政治领域，这些趋势意味着过去被认为是文化产品和社会投资的高等教育，如今已成为了重要的民族经济产品。在英国，下院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评估发现，国际学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正在不断增加，达到每年130亿英镑，明显超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这一现象引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辩论内容涉及国际学生移民、毕业后就业以及享受免费医疗服务的权利。

    为接受海外高等教育而选择移民的人数非常可观，这对双方都极为有利。高等教育人才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只涉及移民规模，而非移民原则。

    我特别喜欢引用150年前的一个例子。150年前，日本的第一批国际学生（长州五杰）被私运出境（一旦被抓，则会被处死），当时日本还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通过此前与美英两国发生的海战，他们认识到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没能跟上西方国家的步伐，因而他们想更好地了解西方正在经历哪些变化。他们取道上海和香港到达伦敦，然后报名就读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化学与物理，还参观了造船厂和其他工厂。回到日本后，他们成为了后明治政权的主要创始人。一位成为了日本第一任首相；一位成为了造币厂创始人，即“日元之父”；一位是日本铁路创建者，担任了日本铁路局第一任总裁；一位成为了外交部长，即“日本外交之父”；还有一位建立了新型造船厂，成为了“日本现代工业之父”。

    知识、发现与学问从来都不单纯属于某个国家。痴迷于学术出版的背后，是希望通过全球知识交流推动科研发展，即便这与知识产权保护格格不入（知识产权机制的作用是保护并利用本国的科研发现，使本国经济处于优势地位）。过去十年里，通信和出版方式的进步提升了我们推动科研的能力。

• 新型大学与海外校区

    那些以前没有顶尖研究型大学而现在已有足够资金维持此类大学运作的国家，正在邀请国际高等学府成为其国家项目的合作伙伴，或者以优惠条件创办海外校区。卡塔尔新创办了一个教育城，把六所国际大学汇集到一个共同的校园里；纽约大学正在阿布扎比和上海开发大型校区；英国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创办了一个校区；哈萨克斯坦在阿斯塔纳创办了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沙特阿拉伯新建了一所不同凡响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办了一所人文学院。

    这些创举表明，上述高校愿意吸收其他国家的思想，同时对于高校来说，在国外环境中运营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这些创举也是为了保持优良品质，克服高校内部保守派教师的反对意见。保守派教师往往认为，在国外，学术自由和学术多元化的价值观没有得到认可。伦敦经济学院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接触引发了一些必要的思考，即在运作海外校区过程中出现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时，高校应该如何管理。我们并不能说服所有顶尖大学，让它们相信参与这类冒险的益处。然而，已有几所大学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将新设立的地区专家研究中心或教学中心作为试点，而不是独立校区。

    针对培养全世界一亿三千万大学生的整体教育能力而言，这些高校只能培养其中几万名学生。尽管这些高校现在处在边缘地带，而且将来可能依然如此，但海外校区的创建象征着高等学府新生的全球意识。

• 全球竞争力

    此前半个世纪，英美两国的知名大学（尤其是哈佛、剑桥、耶鲁、牛津）在高等教育界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不仅反映了老牌学府的实力，更体现出它们在当代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优势。上述四校均属传统大型学府，教学研究涵盖领域广泛。另一些顶尖高校则更加专注于特定方向，譬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它们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顶尖师生，因此也成为了高等教育界的领袖。

    上海交通大学于2003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乃是对客观比较全球高校实力的首次尝试。这项倡议由政府主导，旨在更好地了解如何对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绩效进行比较。排名仅仅基于六项指标，包括赢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毕业生人数、赢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员人数、由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选出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者人数、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被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量，以及全职教师的平均学术绩效。这些指标明显偏向于老牌学府及专注于物理和生物科学的高校。

    在此之后，一系列排名相继问世，其中许多是由商业公司发起的。事实上，对大学进行排位已成为了一项利润颇高的业务，“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成为了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两项排名还附带一些盈利性衍生品，如会议、出版物和咨询业务等。

    尽管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初衷是为了评估中国顶尖大学的世界排名，排名的设立却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波浪潮。排名的指标和权重无疑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些排名建立在对于哪些因素铸就顶尖大学的主观认识之上，所以无法反映客观实际。使用不同的指标和权重，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各所学校的排名每年都会骤升骤降，其变动速率远远超出真实的学术绩效。上述现象引起了一片哗然。上海交大的排名相对而言更加符合现实：指标设立后的十年来，排名前25位的学校几乎未出现任何变动。

    然而，所有排名均存在如下趋势：看重历史成就，看轻未来潜力；看重研究，看轻教学；看重英语，看轻其他语言；看重英美模式，看轻其他模式；看重科学，看轻其他学科。美国大学在排名中占据统治地位：交大发布的201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前20位的大学有17所来自北美，前50位的大学有35所来自北美（尽管前100位的大学只有52所来自北美）。英国在前25位的大学中占据5席。前50位的大学中包含两所法国大学、两所日本大学、两所加拿大大学，以及德国、瑞士、丹麦、瑞典各一所。

• 制度改革

    尽管大学排名在评判方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其影响力却是异乎寻常的。每一所研究型大学都能从学校宣传材料、关键绩效指标和校长年度考核中感受到这种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此类排名有助于激发民族自尊心，提升大学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如上所述，在排名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英美高校，多为规模较大、学科覆盖面广、办学自主，且颇具竞争力的研究型学府。这些学校运用19世纪由威廉•冯•洪堡在德国推广的模式，努力推进学术自由、办学自主和科研建设。

    然而，上世纪德、法、俄等国的大学呈现出分化而非合并的趋势，并且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管。各所高校的内部结构和研究项目并不取决于办学战略，而是取决于国家法规。高质量的研究普遍由大学以外的机构开展，譬如德国马普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以及前苏联的许多专业机构。某些古老的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于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法国大学院（Grandes Ecoles）和大学之间不同寻常的职能划分便是一例。前者是所谓的精英学校，通过全国竞考选择学生，而后者有义务接收每位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

    在中国，由于国内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知名度，因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激烈争论。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已开始探索并调整由江泽民主席于1998年制订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以期改进高等教育体系，并提升大学知名度。国家和地方政府向一部分高校（最初只有9所）投入了大笔资金，以推动国际化进程并开发新的研究设施。已有39所大学从中受益，目前暂无扩大资助范围的计划。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已广为流传。2005年，德国启动“卓越计划”，旨在突破国内大学均衡发展的旧有模式。此项计划将通过竞争筛选出一批精英院校，联邦和地方政府也将开展合作，加大对这些院校的投入。经过两轮实践，该计划给德国的科学教育系统带来了巨大震动。此前以严谨和古板著称的高校纷纷开始直面挑战。历史上的精英学府未必总是赢家，某些资历较浅的技术大学同样获得了大笔资助，这些大学往往更具创新精神，也更适合同德国为数众多的专业研究所开展合作，其中包括82家资金充足、独立经营的马普所（从事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基础研究），以及60家自主运营的弗朗霍夫应用科学研究所。根据2012年“未来概念”评比结果，德国的140所大学中有11所被选为精英院校。竞争已经来临，且将主导今后所有教育资金的投向。相比德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总额，上述计划所涉及的补助数额并不大，然而其突破旧有模式、创造竞争文化的意义却非比寻常。

    法国也启动了一个名为“未来投资（Investissements d’Avenir）”的类似项目。该项目由总统萨科齐发起，致力于通过合并（譬如斯特拉斯堡大学，尽管合并准备工作远早于项目启动）及建立院校联合体等方式，协助该国为数众多的公有和私有研究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尽管存在不少反对声音，但是法国已经在相关法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模式——“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Pôle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巴黎昔日分化的大学结构正在浓缩为七大组别，一个自由的院校联盟即将形成。

    由国际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将通过一套竞争流程对法国的重大研发投入进行判定。八大联合体目前享有总额为77亿欧元的补助，然而拨款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创收：款项中的大部分将转化为学校资产，只有成功的大学才有资格将每年的利息用于投资。这一模式尚存争议，因为它意味着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平等化传统将不复存在。

    俄罗斯正在实行一套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模式。该国从1000多所大学中选出15所进行补助，补助将持续7年，总额超过70亿美元。此举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是为了提升该国高校的全球排名。此项目依赖于学校领导层和内部结构转型、吸引国际教员和学生的加盟，以及同俄罗斯科学院和相关产业建立新的合作模式。

    以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力度为宗旨的类似项目同时见于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西班牙（国际卓越校园）和丹麦（卓越研究中心）等国。英国则采用更为先进的增量模式：每五年一次对国内各所高等院校的研究质量进行同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将每年20亿英镑的补助在各院校之间进行分配。

    有一点值得关注：从法、俄等国所采用的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国家的政府将大学排名上升视为办学成功的关键指标。这样做并不合理，它不仅给排名制定机构的评判结果及顶尖大学的模型构想赋予了过高的权威性，而且致使高校将注意力放在排名评判标准上，而非另辟蹊径，寻求创新。

• 大学的经济定位

    同十年前相比，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学正显现出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教育规模、新增投资和国际学生运动的作用。事实上，英国的高教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政府最为关注的飞机制造业、农业和医药业。仅2009年，英国大学的产值就达到590亿英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67万个就业机会。大学不再是索取公共经费的公共部门，而是成为了重要的经济主体。

    大学的经济作用表现在若干方面。首先是地区的差异化。各城市都希望通过引进大学，为经济落后地区注入年轻和活力。高教、科研和医疗力量的聚集成为波士顿、北京和伦敦等大城市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而这些力量也成为金融、传媒、时尚和文化之外新的经济发展基础。正因为如此，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才投入大量资金发展顶尖大学，并划出伊斯特河中的罗斯福岛南端供各大学竞争建立分校（最终，康奈尔大学携手以色列理工学院赢得了竞争），以期增强纽约的科技基础。

    现在，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在拓展教学和科研以外的第三个领域——开办企业及校企合作。通过与行业开展开放性合作，学生和员工可以获得创业机会，但这却有悖于象牙塔悠久的学术纯洁性。事实上，借助开放性合作创造的额外收入是很有限的，即便是麻省理工学院，其每年的收入中也仅有不足5%来自于商业。真正重要的是，开放性合作使得大学和行业之间建立起一个较为复杂的长效合作模式，比如将企业的研发实验室迁入大学校园或成立联名科学园。如果说学术文化曾是校企合作和商业化进程的重要障碍，那么今天，创业投资的缺乏才是真正的难题。

• 全球领袖作用

    世界上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大学，其所拥有的智力财富都超过了其他任何机构。他们能够成功争取到全世界的顶尖人才。然而未来十年，他们将面临一项重大挑战，思考如何重新配置学校的知识和技术力量，以超越过去的学科界限，发展出新的理念。未来不仅属于生命科学、物理学、工程学，更属于社会科学。而气候变化、可持续城市、全球健康、信仰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的也不再是大学提供的传统方法，而需要有全新的途径。如果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只能靠经济学家来解决，那就和认为只有医生才能应对全球疾病的挑战一样，大错特错了。

    我们有权要求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虽说学者们往往不愿意偏离自己擅长的领域，但跨学科的应用型研究却有着别样的乐趣，不仅可以将不同学科的观点汇集在一起（以评估不同的全球环境变化预测可能对全球健康造成的影响，等等），还可以在学校内设立新的学科和新的机构。

    此外，不仅仅是各个学校，全球高校联盟与校际合作方面也面临挑战。迄今为止出现的国内和国际大学联盟主要是一些行政和政治游说团体。这是一个不易涉足的领域。一些合办企业看似很有前途，比如剑桥和麻省理工在90年代中期启动的项目，但最后却没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如果希望将大学间的气氛从激烈竞争转变为开放合作，就必须重新调整文化。未来的顶尖大学如果不能抓住机遇，通过有效合作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无法完成使命和责任。而当下就是最好的机遇。

    谈到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大学所能做到的最大贡献就是汇集优质资源。

• 科学生产力与颠覆力——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及后续产物

    过去十年间，科技创新表现出了惊人的颠覆力，尤其是在传媒报业出版、银行金融贸易和通信领域。这不是一个归一的、直线性的、可预测的过程。我们深谙，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科技进步将推动医疗行业改革，但目前仍无法预测改革的深度。未来，将通过手机开创新的远距健康照护模式，利用科技进行自我护理，并通过普及平价的全基因测序提供诊断和治疗。可以预见，医药产业将更趋于智慧密集和民主循证的发展方向，而病人也将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惊人力量。

    对于大学来说，这股颠覆力更具争议。有人认为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的出现意味着课堂教育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虽然事实未必如此，但大学确实认识到“适者生存”的重要性。大学面临的关键考验就在于，随着网络教育愈发细致和精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历选择课程，而效果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差无几，那么学生是否还有必要支付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百里迢迢甚至万里迢迢来学校听课呢？

    当然，专攻高端研究的名牌大学依旧会很有吸引力，而缀满后青春期记忆的学生生活更是弥足珍贵。如今，学校的发展机遇已不在于通过在线教学吸引校外学生，而是有效开发更契合校园氛围的科技。因此，即便是尊崇传统嬗变的校内组织也必须迅速做出改变。借助通信科技，未来的学生已与我们有很大差别，同样地，他们的学习体验也将不同。科技有能力改变学习的体验以及师生间的关系，令学生成为未来学习的主导。

• 结语

    本文概述了北京论坛召开的十年时间里，世界顶尖大学发生的转变。我深知，如果这篇论文写于十年前，我根本不可能可靠地预测到这十年间的改变。我承认，十年前我认为国内的大学还会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稳定和独立的发展模式，稳定地接收国际学生和研究经费，而所谓竞争也仅限于国内同类大学之间，因为这就是前辈们身处的世界。

    但事实上，过去的十年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大学排名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确实让国际大学间具有了可比性，并且营造了全球大学的竞争氛围。许多国家已不仅仅只是参与，而是投入巨资以求榜上有名。然后未来十年，人们需要嘉许的已不再是靠前的排名，而是成功的大学改造，让许许多多仍沉浸在陈旧传统中的大学焕发勃勃生机，通过教育让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拥有获得成功的力量，并通过各自的研究以及国际竞争合作推动发明创新，继而带动未来经济在与健康永续之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前提下迅速增长。

    此目标唯大学可及。大学有义务发挥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