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05)主旨报告】Hunter Rawlings:现代研究型大学
2005-09-09 |  | Hunter Rawlings | 点击数 

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的领袖,文化交流的桥梁

康奈尔大学校长Hunter Rawlings

  今天真的非常容幸来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第二届北京论坛,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主办本次会议,同时感谢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以及本次的协办方。同时感谢许校长,感谢郝平校长,感谢他们组织并主办的本次论坛。

  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因为康乃尔大学北京大学有长期的联系,在20世纪的早期,我们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康乃尔大学的学生就是胡适先生,他是在1914年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的学士学位。当时中国掀起了文学复兴的运动,这个文学运动取代了过去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用这种白话来进行取代。它也成为了新的文化运动的一个特点,最后,帮助实现了五四启蒙运动。

  这个运动使文化和学习成为大多数中国的人民可以首次享受的权利,也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天,也是胡适去世43年,现在他仍然是我们大学非常著名的毕业生,他对文学和哲学方面有巨大贡献。现在,我们仍然铭记他。

  今天我想谈到的是,实际上胡适先生在20世纪的早期,预见到了中国可能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他已经预见了中国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问题。在这两个时代当中,人民都希望获得现代化经济的增长,与西方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两个方面,中国的学者,他都认为高等教育是能够帮助我们造就出更多的人才实现国家的目标,但是还有一个区别,我认为现在中国和西方合作的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同样,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变革和长期的结果。在胡适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知识的流动被认为仅仅是单向的流动,也就是从西方向东方的流动,今天我认为,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性。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在过去25年当中,所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认为我们早就应该知道这样一点,那就是我们双方实际上都可以从对方那边获得很多的知识和理念。在胡适先生的时代,对中西方合作的交流主要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领域,这些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的因素,同时也推动了政治的变革。

  今天早上我却想说,中西方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也可以取自于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合作,这些领域,是在20世纪的早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极大的推进了中国从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变成一个能够吸引国际舞台注意力的社会。

  我今天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正如胡适先生所在的时代一样,大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创造文明的和谐和全人类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共同希望实现的目标。也是今年北京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要特别强调一下,胡适先生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他是在1910年来到康乃尔大学,当时他19岁,他最初加入了康乃尔的农学院,他认为他有责任学习一些“马上就可以学以致用”的东西,他当时所学习的是植物学和农学科,学了两年。但是他成绩平平。在1912年,他转院到了康乃尔的艺术和科学院,开始主攻哲学,实际上发现了自己学术的兴趣,是在人文学科,最后他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学生,获得了文学的大奖,也当选了美国最赋盛名的大学学会的头衔,后来他用如下的文字表述他的转型“我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耕地、种地是我的理想,文学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技术。对拯救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我是一本一本地把我带来的书给了别人,我经常梦想我有时间可以种树或者种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嘲笑我自己的愚蠢,许多东西对解救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你怎么能说哪个更重要的呢?我想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只能主攻一两项事情。”

  这个否认自己资质的人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所以我改变了我学术主攻的方向,在学术和政治方面,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想解决时代的问题,学习的东西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在这个文学发展的时代,谁可以质疑我这样一种理想?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胡适先生最后做到这点非常重要,即认为必须尊重自己的本性,同时也要尊重文学和哲学学习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美国的教育,对更加关注科学的中国学生产生这样一种影响。

  在他学术生命中,过去和现在这次演讲当中,1933年芝加哥大学所做的演讲,他所说“有些人学了很多东西,回到了中国成为了新技术的领导人,建立的先进的实验室,也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所的缔造者,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现在的成员是超过一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于1949年,当时是康乃尔大学一群本科学生最初建立的。在康乃尔大学学到的东西和他的许多中国朋友在康乃尔大学都做出了大的贡献。胡适先生做的贡献是使大众都学到了文学,这种影响更加的深远。

  在1915年他仍然在康乃尔大学开始的毕业论文,胡适先生和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开始改变中国的这种语言,他们最初的这些文章没有获得什么响应,尽管在当时中国朋友对他的努力持怀疑态度,这个理念,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响应,在3-4年当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最终实现了白话的普遍应用,这也被称为中国文学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回首过去时代,胡适先生说,“过去20年中的复兴运动和以前所有的学生运动完全不同,这些领导人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必须摧毁什么样的旧制度,他们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文学,一种对生命和科学的新的态度,一种新的学术精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也是胡适先生过去所拥有的理想,也是他对所有中国人所倡导的这样一个理想。白话运动也是胡适先生所发起的。

  今天,中国也在进行一种新的觉醒,在经济的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投资方面的新的觉醒。在北京,马上就要筹备举行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整个中国,各种变革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天,正如胡适先生的时代一样,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实现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程度,以几何数增长,在1910年,胡适先生是70个来到美国拿到奖学金的中国学生之一,今天差不多两万名中国学生,每年都来到美国的大学或者学院进行学习。

  中国现在正在对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进行大力的投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学术卓越,能够更多人进大学,差不多2-3%的学生能够进大学,03年差不多17%的高中生能够进大学,我想中国马上就可以在知识经济当中获得一席之地,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当中受益,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经验,能够帮助其他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大学。

  《经济学家》这本英国的杂志,提出这样一种新概念,就是大脑经济。他说:我们的决策者,应该能够做更多的决策,帮助国家在知识经济中更好的竞争。今天,我们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一贯性的平衡的大学体系,既能够在一方面缔造更好的学者,另外一方面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大学学习。

  美国的大学,也在努力保持这种平衡。美国大学,他们缔造的人才是什么样?为何能够缔造这么多全球领导者?我想,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向我们学习。我想,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特质,我认为就是,他实际上不是一个体系,他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他们的资金是来自不同的渠道,包括2300多个四年制的大学或者学院,这些机构,只有100个可以称为真正有资质的研究型的学院。

  美国没有一个对大学的中央规划,这些人实际上都不是像法国和德国把从业人员看作是公务员,实际上是一些州政府,也包括宗教的团体,这些人实际上是从这些渠道获得经费的。就拿康乃尔大学来说,我们是在1865年建立的,是公有的资金和私有的资金共同建立的这样的大学,康乃尔大学,以之命名的康乃尔先生,他是在1865年所提供的捐助而建立的。当时有50万美元,这是很大的一笔投入。康乃尔大学的资金也来自于州和联邦政府,实际上我们有四个学院,是与纽约州政府建立合同来运作的,包括农学院以及生命科学院等等,同时我们从企业和产业也获得资金,另外,我们的高等教育也提供了很高的入学率,差不多美国三分之一这样适合上大学的人都可以获得大学的学位,这些人有可能攻读更高的学位。

  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敞开大门的大学,特别是对妇女,对少数民族、低收入的家庭,以及老年的这些学生。比如说这些人另外还有一些工作的人,已经有家的人,我们也向他们敞开大门。我们的机制是许多学生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他们生命以及职业生涯中不同的阶段作出自己的决定。对美国的大学来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学科可以选,有理论的、有应用型的,或者是能够马上学以致用的这些学科,我们大学在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就倡导了这样一种学习知识的新理念,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学科,有现代语言和文学,农业科学和工程,各式各样的学科。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大学,这是我们康乃尔大学,也是我们学科的复杂性。也是由于我们这种学科,才能使胡适先生,学农科两年之后才能够进入哲学的学习之中,对他来说这种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由于这种转型的可能,才能使他对文学对中国人民总体来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大学现在仍然致力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方面的教育,同时我们在技术,比如说高新技术、纳米技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及另外许多我们所称为的涵盖广面的深入科学方面,我们大学都走在前沿。在140年之前,我们实际说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开始,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仅是有很多的资源,同时帮助学生开发批判地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大学所强调,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教学和科研要结合。另外远程教育和因特网的运用,也非常重要,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样一种社区类型的学院。

  在美国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之间有许多的交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使学生可以改善他们的创造性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主性,创造新的想法和思维方式。

  中国想建立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的体系,也必须向其他的国家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实际上知识的交流不是一个单行道而是一个双行道,许多其他的国家也可以从中国学到经验,中国的工程师在本科学历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在2000年,差不多有30万名工程师从中国毕业,在美国2000年只有10万名工程师毕业,所以美国从中国方面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

  比如说学习如何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成为工程师,还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进入了工程学科,就无法学习其他的学科。在去年,康乃尔大学,卡森教授,是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亚太安全方面的一位著名的教授。他来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成为福布莱特的学者,他学习中国的经验,他马上把这个经验放到新的著述当中,是《关于亚太安全》这一主题。胡适先生在他的时代当中,是这么想的,与迥异的文明的接触,使我们获得了对新的价值观的认识,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价值观,这种对价值重新的估价是一种新的变革,这对美国对中国来说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大家很可能知道,美国人学外语不是特别的在行,我们有时候不能去欣赏其他国家的传统,现在中国的学生,总体来说,对美国了解的要比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多的多,我们对中国来说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来了一个康奈尔代表团,来北京、上海。

  昨天在北京大学,我是签署了一个协定,就是代表康奈尔大学与许智宏校长,签订一个协议,使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中国学习一个学期,与他们的中国朋友学习一个学期,这是康奈尔大学在亚太地区学习的一个项目。这样一个本科的项目,包括对中国语言的学习、中国的历史、政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学习,同时也提供机会使这些学生在新的领域中,能够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我们希望能够扩展这样一个合作的机制,使北京大学能够充分地利用康奈尔大学的资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明天在清华大学,我将与胡秉伦校长见面,建立一个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科学方面的合作研讨会,就计算机和信息科技方面的项目,两位大学的教职员工都可以合作,我们希望在教学研究工程以及相关方面加强两国大学的合作。8月份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来到康奈尔大学进行演讲,我们觉得他的演讲非常好,他们在农学技术方面,比如说渔场技术方面也有研究。我们许多学生和教授都有中国人,我们在未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合作的机会,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使中国的外交部的档案,以及美国的相关部门,要把两国解密的这些文件进行翻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尼克松总统在72年访问中国等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了解,我们会有两个版本,中英的版本。华盛顿特区的机构,还有一个合作就是把中国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解密。这些项目,我想从学术上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表明中国越来越愿意,参加在各个领域双向的交流。我非常高兴康奈尔大学教职员工在塑造两个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刚才一直在谈信息双向的交流,这对中国的大学、美国大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也是符合和平、繁荣、协调,不断联系的世界也是符合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的。全球的顶级的这些大学也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我完全相信胡适先生他是对世界充满信心的。我对世界也是充满信心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与中国的合作。我想未来我们这个世界会更加紧密地联系,有更多合作的机会,谢谢大家。

(发表于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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