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5)特邀报告】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阿拉伯之春———现实抑或幻境
2015-12-04 |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

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千人厅

2015年11月6日上午

 

非常感谢北京论坛的主办方对我的邀请,也很荣幸能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做此演讲。北京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此围绕全世界、全人类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富有建设性的高水平的学术讨论。

谨此,我要向北京大学及其伙伴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本届论坛的主题紧扣当代的一些热点问题,促使我们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讨论。我来此主要是为了聆听和学习各方的真知灼见,也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点见解。

今天,我将简要地谈一谈“阿拉伯之春”。我把演讲的题目定为“阿拉伯之春:现实还是幻想?”是因为这场被外界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运动自其爆发之始至今已有整整5年,但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内外仍有很多人质疑:是不是真的有春天。即便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也无法确定,这场尚未平息的风暴会将中东引向何处?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各种言论和行动会怎样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些事件又会对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凡提及人类文明间的和谐共处,就不得不提到这一地区。中东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三大一神教的发祥地,也是三洲五海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外部势力争夺的焦点。凭借广袤沙漠下富藏的油气资源,中东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处于战略要冲,地位十分重要。过去几年,该地区局势极为动荡,镇压、暴力和破坏活动频发,并已远远波及到了中东以外地区,因而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东地区现今的动乱局面与外部势力的不断介入密切相关。想要理清中东问题,就必须认真回顾上世纪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从“赛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和以色列国的成立,到1953年美国中情局策动的伊朗政变、1956年(英、法、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三方侵略和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再到黎巴嫩内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勒斯坦起义和两次海湾战争……还有许多其他事件,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并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行动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战事、动乱和外部势力的不断介入,人们或许已经忘记:就在二战结束时,我们还理所应当地以为联合国的成立及其宪章的制定会给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和平与新秩序。我们开始意识到,全世界想要共同进步,需要的不仅是战胜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要反抗殖民主义、缓解贫困、实现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改善国家和地区的治理。

此后的几年里,再次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即便没有完全消除,也被大大降低了。殖民主义体系也基本瓦解。但世界依然四分五裂,敌对势力出于地缘政治上的野心而对中东虎视眈眈。虽然联合国成功解决了多次危机,这是值得称道的,但它却未能履行在阿拉伯地区的承诺——这里的历史冲突仍旧存在。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其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直到今天,数百万无辜民众、妇女和儿童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冷战的结束又重新点燃了希望。我们祈祷世界各国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大幅前进。然而很快,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冷战胜利方——确切地说是美国身上,看它在带领发动解放科威特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如何树立国际新秩序。

与此同时,一些人沮丧地提出,西方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存在文明的冲突。而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说法。在他们看来,19名劫机者及其身后组织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整个伊斯兰世界已向西方宣战,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无法共存。他们所制造的暴力,不仅仅是9.11袭击,还包括整个地区的所有冲突,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并被文明冲突论的狂热拥趸进一步引为佐证。

政治家和学者们在就国家性、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辩时,无论是否相关,都会用到,甚至滥用“文明”和“冲突”这两个词。那么,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地球村”内,各文明之间是否真的会像一些人断言且仍坚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冲突呢?人类文明丰富多彩,政治领袖、思想家、教育学者、经济学家,以及民间团体的活跃人士有没有可能携起手来,共同推动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信任、尊重、包容、合作、团结,或者说和谐共处?

 “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爆发恰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人们惊讶地看到,在突尼斯的斯迪布兹市,一位名叫布瓦吉吉的小贩的自焚会引发起义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阿拉伯民众开始向政府要求被视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权利、自由和制度。

无论怎样,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不满已表露无遗。在被西方政府扶植的专制政体压迫统治了数十年之后,渴望变革之声变得愈发清晰和响亮,但政府根本不在意。令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的观察家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不满情绪会在突然之间转变为自发性的大规模群众游行。并且,游行中虽没有任何知名领袖,却组织得有序而成熟:尽管保安部队一再挑衅和激怒,突尼斯和埃及始终坚持和平示威,而叙利亚在起初的几个月里也一直是和平的游行。

更令人吃惊的是,突尼斯和埃及民众很快就实现了基本的目标:在布瓦吉吉自焚不到一个月之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就逃往了沙特阿拉伯寻求政治避难。而在被埃及人称作“1.25革命”的示威活动爆发仅仅三周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辞去了总统职务。

2011年2月中旬,就在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后的一日,利比亚开始爆发抗议活动。北约声称得到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授权,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但表示不会向该国派遣地面部队或推翻其政权。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和地区同盟一起开展了地面行动,更推动并实现了政权更迭。他们本以为只需短短几周,甚至几天时间就能完成任务。但最终,他们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耗费数十亿,对利比亚展开大规模破坏行动,并造成了无数平民伤亡。看看今天的利比亚,说西方军事干预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确显得有些夸大其辞。

待“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叙利亚时,地区和国际力量、政治观察家及媒体都认为不应再做出像对突尼斯和埃及那样的误估:既然能在一个月内将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赶下台,那么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用不了太久。大家纷纷预测阿萨德很快就会倒台。然而,大家又错了。

在今年九月刚刚进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几乎已经听不到领导人提起“阿拉伯之春”这个词。这与四、五年前的辩论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几乎所有发言人都会致敬“阿拉伯之春”,并希望相关各国取得成功。而现在人们却不禁发问:到底有没有“阿拉伯之春”?又或者,这只是阿拉伯沙漠上出现的海市蜃楼而已?

如今,中东血流成河,民众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不禁要问:虽然有些斗争尚未结束,但总体而言,这些革命是否真的给中东各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就是同任何成功的革命一样,虽时有进退,却终能站稳脚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又或者,起义产生的只是一股负面力量——错误的承诺给了人们错误的幻想,最终给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必要的伤亡和衰退?我们的一腔热忱是否错付了对象?

此外,这些事件对“政治伊斯兰”的崛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阿拉伯之春”似乎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让“政治伊斯兰”被诸多国家的政治版图所接纳。在利比亚以外的马格利布其他地区,伊斯兰政党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却没有把握住本该属于自己的机遇。而在伊朗、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斯兰政党仍在独立执政。

其他许多团体也在推行伊斯兰主义,包括活跃于利比亚、尼日利亚、苏丹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各种组织。更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仍是一股稳定的武装力量,其不仅活跃于发源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在马格利布、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和其他地区,尤其是叙利亚,不断设立分支。如今,伊拉克和叙利亚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称作“ISIS”,“ISIL”或“达伊沙”)。它在穆斯林世界迅速扩张,并不断从多国吸收新的“圣战士”。

在有些人看来,基地组织和“达伊沙”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但请千万不要忘了它们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本·拉登离开了沙特阿拉伯,在阿富汗建立基地组织,和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联军一道抵抗苏军入侵。而美国侵占伊拉克后,宗派政府接管该国,从而导致“达伊沙”的日渐崛起。事实上,由于时任美国驻伊拉克半殖民统治当局最高行政官员的布雷默三世颁布法令,解散了原伊拉克军队,曾效忠于萨达姆·侯赛因的很多精英旧部都成为了“达伊沙”的领袖和骨干。

虽然穆斯林兄弟会等主要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均声称自己与基地组织和“达伊沙”等极端活动毫无关联,但他们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必须承认,这些极端活动就产生于他们之中。他们需要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年轻人卷入极端组织。

 “达伊沙”等组织的行径必将受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士的谴责和坚决打击。然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包括欧洲和亚洲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穆斯林群体仍受到歧视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现在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阿拉伯之春究竟是现实还是幻想?在过去五年间,北非和西亚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无论我们为其冠以怎样的头衔。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数百万民众从各村各镇走向街头。有些人认为,这些运动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教唆、操纵和资助。这种说法是对数百万示威者的藐视:我们怎能忘却或无视他们的勇气、尊严、理想和牺牲。

因此,阿拉伯之春曾经到来过。但我们过分乐观地相信春天永远不会过去,并且会迅速遍及整个中东地区,却是太幼稚了。这样神奇的变革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不能忽略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时也要重视文化现实。在这个日益连通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孤立发展。尤其是在中东,外国势力的影响和介入从未间断。

起初,正是迫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现状的不堪,民众才纷纷走向街头。当权者既未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制度,也未形成法治的风气。叙利亚、埃及和突尼斯充满了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并且无一例外地忽视教育、贪腐成风。

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也是影响该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因素。它曾一度给阿富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在巴基斯坦,派别冲突已成常态;在黎巴嫩,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不合和猜疑程度甚至超过了穆斯林与基督徒;而在伊拉克,剧烈的宗派战争已进行多年,和解也只停留在口头之上而未付诸行动。事实上,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迅速壮大,就是因为逊尼派想借此来对抗什叶派。就连“达伊沙”也从逊尼派的“受害者情结”中大大获益。

就在本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几周,特别是在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人们还希望最终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尤其是叙利亚问题。然而,众人翘首以盼的对话并未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强大的俄罗斯军队出兵叙利亚,并发动空袭。可是,无论有多少国家参加,也无论结成一个、两个还是多个联盟,仅凭轰炸就真的能够摧毁“达伊沙”吗?

可悲的是,尽管大家都说“我们必须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方式来解决叙利亚危机”。事实上,除了联合国以外,各方所寻求的都只是武力,而不是政治方式。叙利亚政府一方面强调该国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境外恐怖势力,另一方面却还在不断接受俄国、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军事等方面的支持。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的首要要求就是推翻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并且继续借助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军事支持及其他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代表一直恳求用政治途径来解决叙利亚危机,但却徒劳无功。他们反复提醒国际社会,叙利亚危机局势会不断扩大并影响其他国家,不仅是邻国,还可能蔓延到更大范围。

自冲突爆发以来,现已有近半数的叙利亚人口流离失所,400多万人逃向海外。其中,数十万难民逃往欧洲寻求庇护。他们正在重敲“欧洲堡垒”的大门,汹涌的难民潮令欧洲各国不堪重负。预计未来数月,还将有5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本就可以预见,也确实早已预见到了。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团结力。无数欧洲人被动员起来,向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难民提供援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得到我们的认可、感激和赞赏。另一方面,仍有人在欧洲散播有关仇恨、歧视和种族主义的丑恶言论,包括一些政府要员、政客和知识分子在内。那么,有必要提醒欧洲和其他地区人民,一个小小的黎巴嫩就已经接受了200万左右的叙利亚难民吗?有必要告诉他们,如果叙利亚危机得不到妥善解决,难民潮就不会终止吗?

如今,地区冲突已经开始失去控制。我们希望国际和地区力量以及各政党都能尽早抛却狭隘的私利和互斥的言论。无论阿拉伯之春是现实还是幻想,只要中东冲突和血腥一天不终结,人们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尊严、平等、法治和发展。执政当局如果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认识到,他们所身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的权利再不容剥夺。

最后我还要提到,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特别是在谈到中东问题时,与会者明显流露出冷战时期的思维和做法。但是围绕国际合作,我们又听到一些令人振奋的主张和承诺,立志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国主席习近平阁下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其中提到:“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