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36年间GDP年均增长 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Th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为什么同样的转型我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而苏联东欧却遭遇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不是采取当时西方主流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所有的干预、扭曲都取消掉，而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 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来进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里有许多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违反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没有自Th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不能存活。转型伊始我国的政府继续给予这样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了对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

对外开放也是这样，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技术资本密集，当时主要是以国有企业 为主体的产业领域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 密集型产业则给予开放，招商引资，欢迎外国以及国内的私人资本进入，鼓励竞争。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国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在短期资金流动的资本账户上则采取管制，在货物往来的经常账户和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上则采取开放。

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开放方式让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因为各种对市场干预、扭曲的存在，产生了寻租、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为上述傲人成绩的取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均GDP尚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人均GDP达796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原来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像汽车产业、装备业、炼钢、炼铝等，均已经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不符合比较优势时，给予那些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是维持我国经济稳定的必要。这些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应该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盈利，继续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成了锦上添花，其后果则是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和产生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必须取消双轨制转型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价格由市场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在对外开放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外资在很多投资领域受到限制，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现在要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对内的深化，对外开放也必须深化。自贸区的提出，就是为了探索怎么样在投资领域上把那些限制取消掉， 除了少数几个关系到国防安全的领域必须有所控制外，其它的领域都应该开放。同时，开放资本账户，让资本自由流动。

对于推进这些改革，我国仍然采取务实的态度，也就是先在某个特定的地区试验，看看效果怎么样，效果好的就扩大试点的范围，乃至在全国推广；有不利影响的，则将风险控制在实验区之内。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现在自贸区的试点则已经扩展到天津、广东、福建。

“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经验来看，我国应该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同时，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我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应该在国际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上述转变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可是目前的国际规则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服从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现在整个国际的经济板块发生了变化，如果要中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应该给予中国更大的发言权。对此国际上已有共识，2009年胡锦涛主席跟奥巴马总统在G20峰会上已经达成协议，增加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中的投票权，但这一协议却被美国国会否决。并且，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提出了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不是他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可是在美国主导的为构建新的贸框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中，我国却没有受邀请参加谈判。明显的这是想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及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拿一个战国时代的例子来做比喻的话，美国现在采取的是合纵的政策来制约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应对这种国际格局，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访问东盟时，在印尼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动一个自东向西的横跨亚洲，直达非洲、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个倡议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

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亟需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来发展经济，美国也是了解的，在它推出“重返亚太”的战略时，提出了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以及以新丝绸之路连接阿富汗 和中亚的国家。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走廊”、“新丝绸之路”目前则未见任何具体行动；我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使在美国对其盟友施压，反对其加入的情况下，仍有57个国家参加，成为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管是生产建筑材料的产业还是施工的能力上均有比较优势。第二，中国现在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展望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可能继续增加，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来投资于“一带一路”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发展中国家制约它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帮助他们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会广受欢迎。第三，中国有发展阶段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最大的出口国。现在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到其它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不及中国的一半，是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好地方。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这些国家 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够为其创造就业、增加出口。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那个国家就能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发展中 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