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6)“巨型城市”分论坛综述
2016-11-10 | 北大新闻网 |  | 点击数 

2016年11月4-6日,在第十三届北京论坛的“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专场上,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规划师、地理学家、分析师济济一堂,围绕“巨型城市”这一趋势性话题发表了国内外研究领域内的前沿动态与有力观点。三天紧锣密鼓的日程汇聚了29场主题报告,学者们为在场的听众介绍了纽约、芝加哥、伦敦、首尔、东京、圣保罗、雅加达等国际巨型城市区,也探讨了国内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议题。各方思维的碰撞为世界上尤其是中国巨型城市的规划、管理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丰富经验。

巨型城市研究的前沿技术与理念

在城市物质空间快速扩张、城市活动和土地开发活动激增的现实背景下,不少学者从前沿技术角度分析了当前巨型城市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来自香港大学叶嘉安教授介绍了高铁技术、智能技术等新的因素对巨型城市区发展的影响。作为案例,他介绍了珠江三角洲在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解决方案。

北大城环学院的傅伯杰院士则以“城镇化的环境效应及新型城镇化”为题,报告了城镇化进程对水资源、气候和农业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如何克服传统城镇化的弊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教授Mark Fox教授重点讨论了关于智慧城市的话题。他认为要用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他看来,数字基础设施必须要具备记忆、探测、反省、问责的特点。

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家文教授则基于密度考量和开发考量探讨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从密度层面而言,京津冀、珠三角这一类人口集聚区需要继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从开发角度而言,则需要机构间、政府间的协作以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

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也被学者们强调。来自香港大学的林初昇教授提出了以“大型事件”为抓手,推动巨型城市的出现和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的城市主义和大型事件的发生促进了城市立杆见影的增长,重造了巨型城市,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关注时空的变化。

巨型城市发展之中的政府角色

许多学者关注在巨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之中,政府、企业、社区应该各自扮演何种角色。加拿大多伦多市执行长Peter Wallace、多伦多大学校长Meric Gertler、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等6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管理巨型城市”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发达国家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宜居城市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背后也存在贫富差距、交通和水资源等问题,据此亟需在城市的管理、运行和未来面临的挑战等议题上的突破。

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主席George W. McCarthy展示了未来二十年城市化发展的框架和目标,展望了如何监测联合国“新的城市议程”(the New Urban Agenda)的实施执行,指出这需要资金、法律、政策等全方面的支持。

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Cecilia Wong教授以英国北方工业中心为例,介绍了在经济衰退之后的传统工业城市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探讨了“聚合”这一概念在英国规划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分享了其研究小组在北部工业中心一些地方推动的战略规划的有益尝试,希望自下而上助力重新唤起老工业区的新生机。

Linda McCarthy教授关注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规划与治理,她谈到传统的对于多中心城市的研究多停留在空间格局与关系,而她更关注其规划和治方面的规模问题与功能协作问题。McCarthy教授认为,巨型城市区域开展紧密的协作非常迫切,自下而上的规划手段也是促成次一级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际巨型城市研究中的迫切问题

巨型城市的发展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老龄化、规模衰减等问题,业已成为国际巨型城市研究的重点。来自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Geoffey Hewings教授,他以芝加哥2000—2050的经济情况为例,对收入、年龄等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老龄化和巨型城市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来自澳洲的Darryl Charles Low Choy教授则以一个实际规划案例探讨了城市区域边缘区的规划问题。全球各国的巨型城市区域无一不面临着通勤困境、环境制约、权责扯皮等一系列桎梏。应对城市周边地区人口激增、迁居频繁的实际,他提出了商业公园的战略概念,力求以新的规划视角解释与提升人与环境的互动价值。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主席 Robert D.Yaro从2004年开始参与美国2050年规划项目,他对巨型城市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极为关注,认为加强对产业工人的培训、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增加对二三线城市的投资是未来巨型城市发展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David Hulchanski教授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1970—2010年间的多伦多和芝加哥的税收、收入、住房等问题,提出大城市区存在的不公平和社会空间分化问题,并指出要通过提供就业和住房分配等方法来促进社会区域结构的改革。

巴西伯南布哥州联邦大学Marcos Costa Lima教授指出圣保罗面临的复杂问题:全球化进程中巨型城市的发展、城市发展与政策实施的博弈、城市化的实际驱动力、城市核心区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国际巨型城市研究中的有益经验

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Duncan Bowie教授分享了有关伦敦住房和规划的问题。他指出伦敦房价的变化和绿化带以及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都应该被纳入规划的范围内,认为伦敦的规划应该考虑到整个区域的发展,住房应该满足群众的居住要求。

日本东京大学松原宏教授深度分析和梳理了东京都市区的内部结构及城市结构转型、文化产业的地理集聚和产业组织,以及工业集聚的全球竞争力,认为东京未来应加强大都市区之间各产业之间的联系。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崔瑾熙教授从问题——“首尔是创意城市吗?”展开演讲。研究发现首尔具备了后工业化城市的主要特征:经济结构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造业占比大幅度下降;快速的去中心化使城市空间结构发生转变,已经形成了多中心城市;创意产业新兴并充满活力。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Eric Sheppard教授以雅加达为例,分享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的大众住房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基层改造活动,在整个城市推进网络,使公众更多的权利参与城市的政治活动。

来自于剑桥大学的金鹰教授则阐述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区位与出行选择异质性。他以剑桥、新泽西等城市地区为例,用模型测度了居民的出行选择(包括出行态度、出行目的等)与土地使用等相关因素的紧密的互动关系。结果揭示了整个伦敦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出行模式差异,挖掘出了非常明显的行为模式,包括了不动产开发市场的非平衡响应、空间平衡行为等。

备受瞩目的中国巨型城市区发展

作为一支独特的国际力量,中国的巨型城市发展有其独特性,既体现了区域化特征,也存在社会方面如户口系统等的局限性。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博士从新城镇建设的“三个里程碑”入手,全面回顾了发达国家新城镇建设的历史,总结出巨型城市在人口疏散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城镇的发展提出建议。

来自伦敦大学的吴缚龙教授以“巨型城市的兴起——以京津冀为例”为题,提出京津冀的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北京的环境问题。他认为区域治理要和技术协调相结合,并强调要通过更多的研究来指导区域城市的发展。

来自清华大学的顾朝林教授讨论了有关京津冀巨型区空间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京津冀巨型区的重建问题是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未来空间战略想契合的。他认为目前京津冀巨型区的建设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继续关注和解决。

来自中科院的樊杰教授的发言围绕着中国巨型城市的扩张展开。他将中国巨型城市的扩张分为三个阶段,指出中国巨型城市的扩张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对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的李国平教授以“基于首都功能定位的北京产业空间布局研究”为题,重点讲述了北京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变化,通过对比北京和东京两个城市,提出基于首都定位功能的北京要进一步扩大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公共管理职能,将北京打造为一个和谐宜居之都。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学者对于中国巨型城市的发展投以热切的目光。美国南加州大学Eric Heikkila教授讲述了演变中的中国城市原型,并通过提取中国五年规划中的关键词,对城市样本进行聚类分析,他认为经济文化价值与历史地理背景对城市身份和发展不容忽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Cindy Fan教授的研究解答了“为什么农民工不要城市户口?”的中国户口之谜。通过调研解析不同要素对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的影响,Cindy Fan发现流动人口借助了户籍改革的红利,农业户口与宅基地、土地、政府补贴密切相关,而城市户口与优质教育医疗条件等相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Enid Slack教授比较了北京、伦敦和多伦多的差异,指出大都市地区的影响不仅仅在行政区划内,大都市地区的财政和治理起到了影响全局的关键作用,并列举了五种不同的政府治理层级模式。(校报记者 马昕琳 夏昕鸣 胡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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