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增进国际理解的动力
毕杰恩
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

今天，我要重点谈谈席卷全球学术机构的一场深刻变革；那就是全球大学之间越来越广泛的协同与合作。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术上——我当过学生、科学家、教授。现在，我的身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校长。

学术圈以外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认为大学从骨子里就抗拒改变。然而经验告诉我，这仅仅是假设而已。

21世纪的学术机构决不会一直原地踏步。我们的发现探索、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是推动大学生活的重要力量。而它们始终在变化，始终在进步。

作为神经系统科学家，我曾研究发现，每一个解答过的问题都会再衍生出一组新的问题。延伸出来的知识又会延伸出更多的知识。

知识和想法就是学术界的财富——这点大家都知道——但今后，知识和想法将逐渐突破国界限制。

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他们跨越国界去寻找研究伙伴、接收交换生、应对共同挑战。

说到学术界及其成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19世纪20年代，查尔斯·达尔文在爱丁堡读大学期间，结识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许多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医生。他还参加过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开设的系列讲座。几年后，这位年轻的英国绅士又乘坐贝格尔（Beagle）号前往南美——开启了一次永久改变人类科学世界观的探险之旅。

1901年，第一枚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德国医生，他在使用血清治疗传染病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研究伙伴中有一位日本医生，其后来在日本陆续成立了几间新的研究所，还在庆应义塾大学开设了第一所医学院。

20世纪6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州开放了三所新的研究型大学，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参加过原子弹研发的物理学家约克博士（Dr. Herb York）出任了圣迭戈分校的首任校长。后来，约克博士一直极力倡导控制军备和禁止核试验，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可见，全球学术界一直有利用自身软实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先例。

而在我看来，今天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学术联系的规模和速度。

其实，不仅是UCLA，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但我最熟悉这所学校，所以还是想约略介绍一下UCLA近来的活动。不过，真的只是约略介绍而已。

今天，我们在此聚会的同时，UCLA正在组织学生去喀麦隆雨林采集数据采集，以便加强对重要自然资源的保护。

在哥斯达尼加，一位UCLA教授正在开展猴群研究，不断改变我们对动物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方式的认知。

在南非，一位UCLA的学生企业家正在推广低成本的太阳能灯，以取代危险的煤油灯。

当然，这种学术联系是双向的。

此刻在北京，UCLA的医生正与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和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一起，努力改善全中国患病儿童的健康、福利和幸福。此外，北京大学-UCLA理工联合研究所也将于明年迎来自己的10周岁生日。

在洛杉矶，UCLA开展了夏令营活动，让近100名中国本科学生来到UCLA，接受我校教授开展的为期10周的密集培训。此次活动就是要将他们培养成研究生学者。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都说明一点：在当今世界，研究和学习以及这些研究和学习成果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

放诸全球如此，在国内也是一样。在加州，UCLA的身影决不只出现在自己的校园里。你可能很难在加州找到任何一个社区——不论城乡、贫困或不太贫困——是完全没有得到UCLA的研究或奖学金支持的。健康领域如此，科技、工业、艺术……你可以想到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如此。

同样还是以UCLA为例。不难看到，有一些力量正将国际合作推升到新的高度。

我曾和一些UCLA学生交谈过，他们都表示，愿意全力地融入全球社区。他们认为，作为未来的公民和领袖，他们不仅属于自己的家乡或加州，更属于全世界。

这在部分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斯坦福毕业时，校园里只有一台IBM 360大型机。这台巨大的机器被放在一间专门的机房里。

要使用它，学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在卡纸上打孔编程。然后再将打孔卡放入读卡机中，之后我们的计算机工作请求会列入等待表中。最后，我们要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晚才能开始“运行”并完成我们的工作。

如今，UCLA的学生穿梭于校园，口袋里就装着超级计算机。它们比早期计算机的性能强大一千倍，而且也不再需要独立的机房了。

手机也一样。只要在屏幕上轻轻地滑动几下，学生们就能去到世界上的任意一个角落。这样自然就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一种与世界连通的感觉。

UCLA的研究人员深知，人类面临的很多挑战都是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变化——因此也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

此外，新的知识也不再独属于某个学校、州或国家，而探求新知识也成为了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知识的获取已经愈发“民主”，并将改变全球社会的格局。

随着学生们对世界产生的好奇越来越多，而各项研究之间的交叉性也越来越强，像UCLA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须认识到，自己应树立全球公民的使命观。

两年前，UCLA开展了“抑郁症大挑战”项目，通过全方位的大规模行动来对抗抑郁症这一威胁脑部健康的致命疾病。

全球有3亿多人罹患抑郁症。仅在美国，因抑郁症丧失劳动力而造成的损失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更是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伤害。

在研究脑部健康问题时，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尚未意识到抑郁症可能是人类的头号健康大敌。

UCLA有机会、也有义务集中各项资源来对抗抑郁症。“抑郁症大挑战”项目包含一系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精神病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世界艺术和文化等25个科系的100多名UCLA研究人员开展的合作研究。

“抑郁症大挑战”希望能够转变抑郁症的检测、诊断和治疗方式。

回到我们今天谈论的内容。

研究出新的方法来检测和治疗抑郁症及相关病症后，我们首先会应用到自己的社区。

但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将有关抑郁症的所学所得传播至全世界的各个校园、社区和国家。

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全球合作。“抑郁症大挑战”中有一个关键研究人员是英国人。他曾是牛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家，目前已加入UCLA，并在开展一项面向10万人的抑郁症遗传相关性的研究。

在治疗方面，我们的首席心理学家来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而针对轻度抑郁症的在线治疗方案也是由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开发的。

我想透过这个例子说明一种合作精神，它让当今的国际学术界充满活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几乎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应对国际挑战，而依靠的就是这种合作精神。

这些大学开展的合作可能是机构层面的，也可能只是在单独的研究人员层面。全世界的教授和研究团队还在不断地开辟合作探索的新路径，以增加和扩大知识交流的网络。

就像之前说过，这种学术联系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十九世纪，加州大学的第一笔大额捐赠，就是给亚洲语言学教授职位的。

在1910年对美国大学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作者预言：“一种新的大学模式正在形成，而其已在加州初现端倪。它将比州立大学或国立大学规模更大、更有影响力。这就是未来的国际大学。”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每过十年，就能更加印证这个预言的先见之明。这就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向——具备国际精神，并了解学术合作的软实力会对人类的集体认知产生何种深刻的影响。

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你我聚集于此。我很赞佩大家都愿意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

但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虽然谈的是国际学术界，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未参与到全球合作当中的人，往往不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批评家时常发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研究资源全用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我们为什么要接收外国学生？”

我们需要面向所有人来解答这些疑虑。我们必须提倡，在全球背景下探索人类的挑战，因为由此建立的知识也终将帮助我们解决好本地挑战。

我们也要提醒学术圈以外的人，只要做得合理、公平和恰当，外国学生的加入反而会给所有学生的校园生活增添几分活跃的色彩。

外国学生能够透过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而这将有助于加强各国之间的互谅互解。

招收适当比例的留学生可以让加州的年轻人有机会结识在不同历史和观念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外国同学，并与之互为借鉴和补益。

受到经济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许多UCLA学生不能在校园时代跨出国门学习。那么，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就将为他们填补上教育经历中缺失的这一部分。

这些经历将造福所有学生，让他们做好准备去融入一个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并获得成功。

最后，我还有一点想说。

大约50多年前，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系列演讲，并广为流传。

在演讲中，Kerr介绍了大学是如何从柏拉图学园发展为后来的牛津和柏林模式，再一路进化到学科高度细分的现代“综合大学”的。他认为，“综合大学”将成为今天大多数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所采用的模式。

不过，在Kerr那个时代，他所说的“综合大学”往往会被误解——同样，今天的人们也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充满活力的、有国际格局的研究型大学。

正如Kerr在演讲中所说：

引用如下

 “面对如此伟大的变革，很多人觉得遗憾……部分人表示接受……但只有少有人会为之欣喜……”

 “但它应该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结束引用。

同样地，我相信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尽可能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在世界顶尖大学之间开展合作的价值，当然还有必要性。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感谢您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