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的未来和全球文明间合作的思考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
文明对话研究院主席
“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创始主席

摘要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受到了限制。缺乏对文明间差异的思考，导致了全球动荡频仍。而人类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正是这些价值观促进了不同文明间和谐发展。

表面看来，当今世界已经从文明冲突转向了文明对话。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尚需在理论和行动上将这一转变落到实处并使其发挥效力。通过采取对话的方式，我们不断探索人类转型和文明间合作的发展方向。我们也重视公民论坛在国际决策进程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此类决策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

具体而言，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邀请所有参与国共享发展成果，并将在此过程中推动所有国家之间文明、文化、传统和政府工具的多元化。我们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认清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认识到这些利益可以实现，才有望建立起令各方满意的多元价值观和秩序感。

我们认为，有效且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应建立在“全球文化合作”的基础之上，因为在打造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时刻体现了平等、多元、包容和互相尊重等价值观。

全文

引言和致谢

首先，感谢郝平先生邀请我参加今年的北京论坛。巧合的是，首届罗德论坛于2002年举行，而在次年就举办首届北京论坛。

我从北京论坛创办伊始就一直在关注它，北京论坛每年的主题都涉及到了最重要的话题，包括全球化加速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等。这些历届主题都清晰地体现了通过和平融合与文明合作来保卫和丰富人类进步的目标。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要延续这一思路，讨论人类的未来以及全球文明间的合作。

世界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

亚洲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经济发展方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亚洲在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发展迅速，我们来看一些令人钦佩的数据：1970年中国的GDP位列全球第十六名，而到了2016年中国跃居全球第二，日本则位列第三。

在整个亚洲，商业活动都在蓬勃发展。全球百强上市公司中，有28家来自亚洲，而在2006年仅有11家。去年全球百佳CEO中有9名来自亚洲。

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变化。现在的亚洲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生产成本的代名词。亚洲国家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亚洲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其中包括电影产业和技术产业等成熟行业。此外，中国不仅是全球农业大国之一，而且在生物技术等新兴市场也拥有着广阔的前景。

亚洲强劲的消费市场面对的主要是新一代公民：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足，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并使用因特网和移动通信等最新技术。这些“新公民”思想更加开放，并且已经参与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他们对如何发展“世界秩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媒体、外交和教育等“符号权力”方面，他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如西方那样强大。

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

世界的互联互通日益紧密，这意味着我们亟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一些专家认为全球治理应当包含一套复杂的机制和机构，它们会自行出现。也有人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

全球治理在经济和金融等不同领域里早已屡见不鲜。比如，众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复杂的监管规则等等，那么，它们的权力来源是什么，它们的存在根源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国家或许是它们唯一的权力来源。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被动地等待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形式的形成。我们不仅需要全面检查全球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还应该建立适当的治理机构来处理国际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是谁？谁应该为变化负责？

目前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有哪些？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倡导联盟网络，以及某些主要国家。但是谁才能够真正地对人民的生活质量负责呢？事实上只有国家政府。但是目前这些国家政府真的有机会影响“全球日程”，从而保护本国的利益及其公民、社会和文明的价值观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重建。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现状，理清哪些变革需要优先处理。而实现这些变革的责任应该分解到各个国家。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制定框架结构和规则来引导这一进程，之后创立或改革必要的机构来实施新的全球治理日程，并在最后成立相关机构。这是一项极端复杂的工程，需要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还需要国家之间透明和公平的合作。

新理念、新主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新的全球治理观念，即：全球文明合作。

何谓“全球文明合作”？

简单地说就是引入新的优先事项：“发展”、“人类”、“生态”等，而不仅仅是“增长”。

在这个新的权力再平衡系统里，仍然需要各国来负责改变世界的发展方向和优先发展内容。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并达成共识。

为此，我们需要先接受一个现实：有的国家将会成为倡导者，起到领导作用，它们可以被称为“文明之声”或者“文明国家”。它们将会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开展活动。金砖国家正是这一理念的良好佐证。通过相互合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金砖国家积极承接共同项目（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担负共同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就成为合作的主要原则。

但是，国家不应是贯彻这一理念的唯一主体。

倡导联盟网络集公民、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之力，有望成为国家政府的良好合作伙伴，与政府和国际机构共同形成驱动这一理念的“三驾马车”。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对话也有助于维护权益，共担责任，开发制约机制，汇聚全球智慧。而最后一点也是我选择在北京论坛首次提出这一理念的原因所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