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当代中国的家国天下
朱苏力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与2017年北京论坛。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一句老话。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秩序观。依据儒家正统解说，这句格言强调政治文化精英的道德自我完善，逐步治理家庭、国家和天下；但这个天下不是今天的世界，只是与当时中原农耕核心区相关的周边非农耕区。

然而，借助历史留给我们的时空距离和视角，审视历史中国的长期制度实践，我们会发现，并且历史上有哲人如老子以及更早期的儒家也曾如此理解，家国天下是历史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三个最基本也最关键的领域。它们相互勾连、支撑和补强。有乱世和革命，但旧邦新造，民族融合，历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次次“从头收拾旧山河”，由此有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她不可思议地穿越了历史的长河。今天，我就简单讨论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家国天下问题。

 “齐家”关注的是农耕村落的治理和秩序。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无数村落，首先散落在中原以及周边的农耕地区。村落是无数普通百姓日常互动的最小的生活共同体，几乎就是他们的生活世界，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即便那些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也都首先生活成长在这里，然后走出去，参与治理国和天下；无论多么辉煌，他们最终都将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村落对于农耕中国的几乎所有人因此无可替代。这里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渊源和根本，是他们想象世界的出发点。村落的安定有序也就是他们生活世界的安定有序。

 “齐家”还是农耕中国治理的基础。非但治国平天下所需的所有人、财、物都来自农耕村落，而且村落安宁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鉴于从西周开始的历史中国一直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皇权不下乡”是历史中国的基本制度，也是治国的基本策略。

历史中国“治国”的核心问题是，在如何通过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措施将无数通常“老死不相往来”村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整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消除和防止地方割据和分裂，保证社会长期的和平。这意味着要为无数小农提供和平，换取他们的归顺和认同；要以统一的度量衡保证赋税大致公平统一，同时保证国家治理的财政需求；甚至要以统一和大致公平的制度（包括选举、察举和科举）吸引并筛选政治军事文化精英参与全国性政治治理。

由于疆域辽阔，各地地理地形气候复杂，各地需要应对的问题也不同，治国还意味着必须开发各种制度和机制，来有效包容、吸纳、克制和平衡各地的利益冲突。要以来自各地方但忠于国家（统一皇权）的政治精英组成官僚集团，依据统一的文字颁发统一的政令法律，从宪制架构和日常实践上，整合全国各地的利益，进而激发和创造有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凝聚力的政治文明。

在此基础上，历代王朝方能以中原为核心有效应对农耕区与其周边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分歧，展开持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这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包括中原王朝主动拓展，将为山川隔离的各农耕区逐步纳入并最终融入以中原农耕为中心的多元文明体制中，但也包括“一国两制”，即在农耕区坚持中央集权制，在周边广大非农耕地区实行、接受和容纳（contain）各种类型的地方自治。所谓实行，是中原王朝，出于合理有效的治理考量，主动或主导创立地方自治；其前提是中原王朝足够强大，能有效抵抗，甚至能够击败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势力。所谓接受和容纳，则往往因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足，不得不与周边强大的政治势力达成妥协，包括以和亲、纳贡甚至割地等方式来购买和平。一旦中原统治者，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不能保证天下太平，中原地区就会出现“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战乱，直到代表农耕或游牧或渔猎文明的某个区域政治力量在中原地区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从地理上看，“天下”往往距中原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颇为遥远，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差异颇多，甚至类型不同。从政治上看，天下可能是中原王朝的边陲，但有时也可能蜕变成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天下一直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之所以发生的动因，是推动历史中国疆域、人口、文化和制度演化的最重要刺激，是历史中国得以逐步拓展的材料或要素，是历史中国不可或缺的建构力量和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在经济、文化和治理制度上都有别于中原的天下，才打造了中华民族历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文化精英，才有了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凝聚为一体的这个中国，这个中华文明共同体。

平天下以农耕区的治理也即“治国”为核心，却并非一定以农耕民族为核心；北方众多游牧渔猎民族，都曾入主中原，而一旦入主中原，其统一治理的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会恪守西周秦汉形成并确立的基本政制，即在农耕区建立有足够政治社会凝聚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税赋从农耕区获得维系其统治的最大财政收入和人力资源，在“治国”进程中不断强化、整合并完善着家/国/天下三这的勾连和互补。历史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入主中原后，通常不过一个世纪，来自北方边疆的统治者就会融入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未见之大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对古老的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伟大重构，其重大程度足以与西周和秦汉时的变革媲美；在规模和深刻程度上，则是空前。由于当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时间约束，这个变革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

重塑当代中国的最大变量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到2017年中国还有约40%的农民，但中国已不是农耕中国，而是一个现代工业制造大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是一个商贸大国，2012年以来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全球第一。这个基础条件的改变必然、已经且仍将促使中国的许多制度变化，正催生或可能催生其他一些重要且根本的制度。

在政治治理实践层面，历史中国的家国天下问题已经汇聚为一个治理问题，但这三个概念以及相关经验仍可能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甚至可能提供一种中国视角来理解当今世界秩序。就此而言，家国天下仍可能是甚或必然是一个持续的传统，因为社会不仅是生者间的合约，也是生者、死者以及未来者之间的合约。

如果将“齐家”理解为普通人的生活共同体的组织构成，在当代中国，齐家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基层治理，这是“治国”向基层社会的延展。由此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还可以一以贯之地理解新中国建立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尽管相关的政治实践和政策措施非常不同，但从齐家的视角看，却都在以不同方式改造了“皇权不下乡”的传统。随着现代政治组织管理延伸，科学技术知识文化下乡，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成为现代国家的生动有机的构成部分。

不仅如此，齐家还会令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一些难题。随着城市化，农村的政治文化精英因上大学、当兵或进城打工一去不复返地流向城市，农耕村落的治理也即“齐家”变得越来越难。由此就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的各种规划和措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城乡一体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

这类问题不限于农村。在城市地区，近年逐渐凸显的“齐家”问题之一是普通人的生活社区构建。城市生活未能自然化解这个难题。有许多老人很难融入因喧闹而孤寂的水泥森林，还是选择回到因熟悉而温馨的故乡小城镇。城市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另一难题是，在实践了独生子女国策将近两代人后，许多城里人退休后却发现无“家”可归；“家”并非一套宽敞的商品房。城市小区大妈的广场舞，可以说是城市重构类似村落生活共同体的一种自发力量。

由于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由于明清尤其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由于现当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现实，传统中国所谓的“平天下”今天已大致转化成边疆治理问题；在国家制度上，则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从地理疆域上看，“平天下”与“治国”重合了。但在文化上，在政治治理的制度和策略上，这两个问题不可能简单等同。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反对并坚决打击国内外各种分裂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势力，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单一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党管干部制度），以及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为目标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宪制上确认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长强化了国家凝聚力，也强化了国家维护统一的实力和能力。但经济全球化也有可能在国际以及央地关系这两个层面弱化中国的国家统一。文化信息的全球流动以及“多元文化”可能侵蚀国家的政治文化凝聚力。各地人员的高速流动还可能令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从地方向各地渗透，一个原来的“天下”问题会因此变成现代的“治国”问题之一。

国家权力下乡重塑了“齐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重塑了“平天下”，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今都融入了“治国”；很自然，当今的“治国”也就变化重大。但“治国”本身也面临挑战，正脱胎换骨，也必须脱胎换骨。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借助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传统，面对中国革命中形成的党内军内的“山头”，新中国建立后仅4年半，中央人民政府就撤销了基于根据地历史和各野战军独立或联合作战形成六大行政区，将统掌一方党政军大权的地方大员均上调中央政府任职，完成地方军政分权，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数量大增但面积、人口均大为缩小因此政经实力更小的行政区——省。

借助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新中国获得了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建立了完整且独立的工业体系，即当与外部联系全部切断时，仍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自我升级的工业体系。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强有力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转型，从传统人文侧重向现代科学的侧重。1960年代开始广泛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准确反映了这一文化变革。

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借助了中央集权，迅速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在随后的全球性经济体制变革中，中国因此抢占了先机。中央集权事实上便利和强力推动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

为维护农耕中国的统一，历史中国一直更多侧重对各地“分而治之”，以行政区的“犬牙相入”予以制衡。如今随着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全面增强，各地民众的国家认同总体而言已大大超过地方认同，这为跨省区的经济合作和整合奠定了政治基础。不仅相关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中央政府更是直接推动，最突出的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在增强和扩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会有试错，制度变革或创新需要调适和磨合，还需要打破并重塑人们的预期或行为习惯。例如，“异地为官”曾是历史中国的一项有效制度，除加强中央集权外，也有效隔阻了官员与其故乡亲友的联系，非但能大大减少徇私腐败，也更容易取信于其任职地的民众。当今党政官员异地任职的制度和实践都更为严格细密，却由于交通通讯便捷发达，全民教育，普通话普及，基层政治社会治理人员乃至专业人员（广义的官员）数量激增，异地为官的实践已无法收获当年的效果。又如，为培养选拔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精英，明清的科举考试都实行了优待边疆地区的政策，曾收获良好效果；由于当代各地人员大规模流动，以及利益分歧，这一政策的实践就引发了一些质疑。

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表明历史中国的家国天下问题仍然影响着有时甚至可能会规定着当代中国的治理。历史中国的制度发源于这块土地，针对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问题，非但源远流长，还会流向未来，无论我们的理想是否高远，想象是否丰满，心愿是否真诚，努力是否持之以恒，因为人性，也因为这片土地规定的格局，这就是所谓“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例如，从世界各国以及历史经验来看，沿海沿江地区经济通常会更发达，那么仅东部临海的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收入差别的问题，就一定会比三面临海的欧美更显著。这就需要中国的制度性应对。从历史中国的家国天下实践中挤压出来的这一视角，应当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回应当代中国。

未必仅限于理解。历史中国曾涵盖了多种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可以视为自古以来一直在实践着某种形式的全球化。这片土地上的制度和秩序一直必须以某种方式包容、兼容和整合——如果还不能说完全融合了——农耕、游牧、绿洲、高原文明以及初步的工商文明。今天的中国则正全力整合着现代工商科技文明。若将中国的实践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那么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这个中国，就是东亚这片土地上展开的一种全球化实践！相对于人类历史上各种帝国或政治体联合的实践，如联合国或欧盟，视其为某种全球化实践的话，可以说，历史中国是迄今为止人类制度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最成功的实践或实验。我们不可能重复历史，却有理由记取这些经验。

仅仅是记取，并非恪守。在社会科学的层面考察、理解并尊重历史，但我们没有道德或法律义务遵循历史。因为，即便历史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今天和明天，却无法规定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