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彼得·诺兰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
剑桥大学崇华中国发展荣休教授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引言
中国是最早将辩证法持续应用于社会经济分析的国家。自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学派诞生开始，辩证式分析方法就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针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性，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做过两种最为深刻的分析。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把“双刃剑”。从古至今，资本主义竞争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产生了深刻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利益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危机也达到了新的深度，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全球性监管成为了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否则就谈不上可持续的未来。然而，全球性监管仍处于挑战重重的起步阶段。人们在各自的国家生活，有着各自的身份和利益。只有处理好发达国家10亿公民和发展中国家约60亿公民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通过必要的合作来监管“疯狂的资本主义”。中国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部分，并将以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本，在对全球监管的长期和逐步探索中发挥自己的核心作用。
资本主义的理性
自古以来，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为追逐利润，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市场的同时行使个人自由。这股力量（即，资本主义）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进取心，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不断扩大范畴，收益剧增。
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市场竞争和创新
亚当·斯密曾用“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生动地说明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可以刺激企业通过专业分工和等价交换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他也同样明确地指出，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主动伸出“看得见的手”来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除了建立和平、维护法制外，政府的第三项职能就是建立和维护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而言，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所得利润必不能偿其所费。因此，这种事业决不能指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并且，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开展这项职能所需要的费用也有很大差异（亚当·斯密，《国富论》）。
从汉代到19世纪初，中国的技术进步一直都是“看不见”的市场竞争之手与“看得见”的国家干预之手积极配合和共生的结果。“选贤任能”的官僚主义传统始于汉代，并于唐代发展型。官场科举制度着重考察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强调实用主义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以保障广大人民的福祉。正由于该体系以道德为核心，因此其正当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中国的政府机构对确保市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其维护了一方广阔土地的和平统一，通过专业分工和等价交换来促进经济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基础设施；避免和缓解饥荒；支持编撰百科全书和教科书来传播最佳的实践知识；践行法律制度来保护生产者和交易者的财产权；并确保物价稳定。
传统的中国经济达到了高度的城镇化水平，而国内贸易量更是远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此外，中国南海上的贸易也呈现兴旺之势。受企业间竞争的影响，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推动了长期的技术进步。在18世纪前的2000多年间，中国一直是引领世界技术进步的中心。国家的长期统一、稳定和明智的政府行为推动了长期的技术进步，并最终从根本上促进了欧洲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技术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市场竞争和创新
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全球创新一直为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所主导。上世纪80年代后，人类加快了科技进步的步伐，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分析过程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曾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在各个产业领域中，都有一小批“集成”公司占据了各自行业的“制高点”，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这些集成公司会在供应链上形成“瀑布效应”，迫使供应商大规模整合。正是大型“集成企业”之间及其供应链上各领军企业之间激烈的寡头竞争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每年，全球前2500家企业的研发经费高达7500多亿美元，而其中全球500强企业就占到了总数的82％。换言之，在21世纪初，这500多家企业就是全球创新的核心。
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与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现代化，充分体会到了“后来者的优势”。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并购活动呈现爆发式增长。一小批巨型的金融企业涌现出来，为全球的非金融类企业提供关键性金融服务。这些企业的优势包括：在采购信息技术系统时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在多个经济体内分摊风险，并且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前四大银行的资产托管业务占到了全球总量的81％，前十大金融公司的外汇交易量占到了全球的67%，而前二十大银行的投行收入也占到了全球的62%。
全球银行在拉美和东欧开展了大量的收购，主导了整个金融行业。2004年，《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外资银行比例较高而国有银行比例较低的国家更不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这或许是因为外资银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或能更好地对抗草率放贷的压力。”数学建模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而随着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的诞生，风险被深深地植入了金融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厚实”到了几乎坚不可摧的程度。
资本主义和人类自由的扩展
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按照每桶70美元的价格，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将“取之不尽”。来自市场的压力使得单位最终产品生产所需的一次能源量大幅降低。巨型汽车、卡车、火车、飞机和船只制造商之间的寡头竞争推动了交通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成本。而大型IT企业之间的寡头竞争也催生了电信革命，在实现电信功能质的飞跃的同时，不断降低电信的实际价格。
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从1980年的36亿增加到2015年的62亿。而世界人口中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的比例却从199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11%。此外，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从1990年的50岁延长到了2015年的62岁，而同期，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也从60岁延长到了68岁。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医疗设备和药品技术、食品生产技术（包括改良种子和耕种设备）、旨在有效传播知识的信息技术，以及旨在减少浪费的食品配送系统和加工技术的进步。
摆脱不平等。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明显超过了发达国家。1990至2016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份额从36%增加至58%。1988至2011年，衡量收入分配的全球基尼系数从72.2下降至67.0，而产出和收入的增速差异就是造成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期，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在2至16美元的“中间阶层”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23%上升到了40%
四海一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世界朝着互联互通、四海一家的目标迅猛前进。这也正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观点：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个别国家的精神创造成为了共同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38％上升至2015年的59％。大企业在市场、所有权、管理和内部沟通语言方面都日趋国际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让全世界人口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2008年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世界里会存在重大的国际冲突。
资本主义的非理性
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加剧。人类利用市场机制摆脱了根本的束缚，将自身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一步步地失去了对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的控制。正如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内在矛盾被推向了新的高点：
“拥有庞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引用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经典开篇：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环境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曾警告，若人类仍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而无法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则必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哪种文明能在不破坏自己的情况下对生命无情地开战，而不会丧失被称为文明的权利？……‘控制自然’是一种傲慢的说法，它植根于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只是为了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沉寂的春天》）。然而，她最惧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自然生态系统。1970至201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58％。若不能扭转物种灭绝的趋势，到21世纪末，人类将只能迎来一个“孤独的时代”。
1990至2013年，全球能源消耗量增加了54％，其中超过五分之四来自化石燃料。1990至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60％。高收入经济体陷入了恣意生产和消费化石燃料的模式。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一次能源的人均消耗量达到4800千克，而这一数据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仅为640千克。按今天的模式，若中国和印度达到与工业化国家相当的人均收入水平，其能源需求将超出全球能源禀赋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同化能力。
全球商业革命
商业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手中。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出都是由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仅占21％。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跨国公司中，只有五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时报》财富五百强企业中，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占到了总市值的86％。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财富五百强企业大多集中于四个行业（金融服务业、电信业、石油和天然气、建筑业），并且多是在国际竞争中受到高度保护的国有企业。
几乎所有行业的价值链上游都被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占据。举例而言，在全球排名前35位的航空航天企业中，只有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同样，在全球排名前40位的汽车装配和零部件企业中，也仅有两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基本都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在按研发支出排名的全球前2500位企业中，发展中国家的占比不足十分之一；而在IT软件行业的研发总支出中，有超过四分之三都来自美国企业。
不平等
全球不平等。全球性企业对其总部所在国的依附度明显降低。同样，全球精英阶层对自己出生国的依附度也越来越低。据估计，世界最顶尖的1％人口拿到了全球收入的28％。世界排名前1％的成年人口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前10％的人口拥有近90％，而排在后50％的人口仅拥有不到1％的财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财富分配不均已经达到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值得我们深思。
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进口消费品的实际价格的下降，高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开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均衡各国工资和工作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革新淘汰了一大批低技术岗位，而对服务业的非技术型工种的需求却在激增。在全球化时代，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口从事现代产业。非农业劳动力大多从事“非正规”行业，因此会面临就业机会不稳定、社会福利低或缺失、工作条件通常较为危险、不受工会保护等问题。在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非正规就业约占全部非农业就业的70%；而这一数字在印度甚至超过了80%。在“刘易斯（Lewis）拐点”阶段，农村可以提供无限量的无业劳动力，导致非技术型城镇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速受到根本性限制。1990至201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37上升至0.48。
金融业
马克思曾提出，银行业集中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危险：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它赋予这个寄生者阶层一种神话般的权力，让他们不仅能够不时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还能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来干涉实际生产——而这帮人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银行巨头不断迫使西方金融当局放宽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金融体系本身具备自我监管的能力，只需要利用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略微体现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就可以实现经济体系的稳定。但事实上，金融市场有着内在的投机倾向和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扩张内生于经济体系，而一旦投机启动，有力的正向反馈就会推动市场越走越高。在80年代后的高收入经济体中，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信贷的爆发式增长是共生的。西方政府并不愿意“在酒宴正酣时撤走酒杯”，这样会激怒有房有产的选民，影响选票。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只需要按指示关心消费者物价通胀，而不必关心资产价格的通胀。而针对前者所做的决策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利用资产价格的上涨为自己和客户赚钱，因为他们深信，资产价格上涨是一种“单向押注”。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和出售意味着债务已经广泛散布于整个经济体系，大大降低了西方财政体系对金融危机的防御能力。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推翻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提出的“金融市场只需稍加监管便可自我纠错”的观点。人们本应从危机中看到，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发展成了一只怪物，必须加以控制。然而，西方政府的应对政策却集中在利用货币政策来重新触发金融危机期间被刺破的资产泡沫。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国债，并将政策利率压低至几乎为零的水平。此举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大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预期。2016年，美国股市市值远远超过了危机前的高点。房价恢复上涨，而债券价格也在购买狂潮的推动下大幅上升。日本的债务占GDP比例超过了400％，英国达到250％，美国达到230％。然而，此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远低于期望值。高收入国家并未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轨迹上，且很有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结论
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头“野兽”的不断壮大，人们必须建立一个道德框架来约束其行为，以防止其吞噬掉自己的创造者——人类。国际合作是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矛盾的唯一出路。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产物，而如何施展这种智慧则是由道德决定的。道德是指引人类历史进程的“北极星”。亚当·斯密指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个人对“财富和权利”的追求会触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他也认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仁慈”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了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中间存在着人类的全部情理和礼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然而，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社会之善”并不限于个人眼前的层面或国家的边界：
“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一切时候为了他那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也愿意在一切时候，为了国家或君权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局部利益。然而，他得同样乐意为了全世界更大的利益，为了上帝直接主宰的一切有知觉和理智的生物所构成的更大社会的利益，去牺牲上述一切次要的利益。……他必须把可能落到自己身上、朋友身上、他那社会团体身上或者他那国家身上的一切不幸，看成是实现世界繁荣所必需的。”
为做到“天下为公”，在建立全球监管机制来约束资本主义竞争这头野兽时，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应秉持“仁慈”之心。如今人类面临的挑战之严峻，使得其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确保自身的生存。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还有通过“仁慈”与合作来保持生存的本能。或许只有到了逼近深渊的“最后时刻”，人们才会被迫去摸索一条合作之路。“密纳发的猫头鹰非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全球合作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本质。为延续人类的生存，共产主义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人类试图在眼下的危局中摸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此时中西方关系就显得弥足重要。中国要“古为今用”，其核心就是在“阴”“阳”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从而以“正和”的方式实现“中庸”。这样的哲学思想将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两千多年以来，为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一直在运用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动态力量的同时，伸出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开展务实且非意识形态性的市场调控，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思想也将为建立和谐的、以道德为导向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做出宝贵贡献，进而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面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这是为了全人类“摸着石头过河”，以达到彼岸那个可以让所有人和平安稳地生活并能平等实现自我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