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8日至9月18日，北京论坛组委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学术论坛。论坛采用线下与线上结合方式，分4个周末召开了16场讨论，来自大陆、台湾、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共9个学科87名学者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气氛热烈、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我们按时间顺序，将报告和与谈情况综述如下，俾众参考。

开幕致辞

王奇生（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主任）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王奇生指出，过去的一百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速度和烈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因为此，百年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各有不同，有必要聚集人文社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共同研究。王奇生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话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好比聋子之间的对话。而此次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近十个学科的学者。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话会有些困难，但他相信这次会议，各位与会学者的发言一定会非常“洪亮”，进而深入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报告的题目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从事党史研究三十年所闻所见所想》。章百家结合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从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书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梳理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为大家指出了党史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与谈人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谈了自己听完章百家报告的感想，指出党史写作的三个标准，第一，要联系整个中国历史；第二，同时要紧密联系现实；第三，离不开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潮流。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报告的题目是《从宪制视角看“党管干部”》。朱苏力结合历史与理论，从中国传统出发，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管干部的流变与优点，指出党管干部作为持续存在的、先验神圣的政治权力渊源，保证了政治的连续性与社会的稳定性，是当代中国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难题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与谈人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从政治学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党管干部的理解，认为朱苏力从法学角度看待党管干部这个问题，同以往从政治学角度理解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不大一样，十分新颖。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则从历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党管干部的认识，例如国民党与中共不同之一就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三者是彼此疏离的。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政治的双重性及其解析》。景跃进论述了“双重性现象”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间关系的体现，即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指出双重性不是二元性，内部有主次之分，并且存在内部张力，这一现象为透视和分析中国政治提供了有价值的窗口。

与谈人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指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到今天，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政治的基本解释，而景跃进提炼了“双重性”来解释中国政治，为以往学界所未见，是非常重要的探索。同时，景跃进的报告，主要基于中西比较的结构性理论分析，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启发很大。王奇生则指出，“双重性”来自苏联的党政双轨制，这个制度很值得研究，与帝制时代的中国大相径庭。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陈平原此前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偏重文学家，关注文化传播，此次则侧重政治家，关注社会动员，论述了政治家演说的氛围、乡音、变奏、陷阱与诗性，并指出了有关演说，过往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问题，如为政治家起草演讲稿的幕僚班底。

与谈人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认为，有人说现在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经世济民”转向了“声色犬马”，陈平原的这个报告即是当中的“声”，是最前沿的问题之一，因为研究演说与之前研究文本不同，材料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杨念群并谈到了这篇文章对自己的启发，如思考演说传递的信息，与文本传递的存在哪些差异。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迁移革命与城乡历史转型》。刘守英指出，回望百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当注意到人口迁移的革命可能才是具有根本性的，即农民与土地、村庄之间粘度的变化。中国已经告别乡土中国，正处于城乡中国阶段，还在进一步转型中。

与谈人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了自己对刘守英报告的看法。王元周认为，“农二代”的离乡不可避免，“农二代”的定义问题则比较复杂，有待讨论。同时，“农二代”在今天社会的定位、际遇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王元周认为考察百年来的中国城乡关系，应该关照整个历史进程。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中的“集体”观念——以宅基地改革为例》。周飞舟以浙江一个村庄旧村改造项目中的宅基地重新分配为例，论述了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农村“关系社会”的伦理准则，如家本位原则、差等原则，肯定了“资格”权提出的意义。

与谈人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谈了自己听完周飞舟报告后的思考，比如何为“集体”，“集体”的来源，以及中国的地权安排，可能也不只是私有与否的问题。邓小南指出，周飞舟的报告揭示了现在的中国乡村，还是在差序格局之中。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尚需探讨的若干中共建党史问题》。牛大勇探讨了当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尽可能还原中共一大的历史细节，去除后来观念对历史真实的扭曲。

与谈人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结合自己的既有研究，对牛大勇报告进行了细致的评价，并认为可以通过延长时间段、考察国内其他重要的政治思潮、地方知识分子与国际共运史来深化建党史的研究。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对牛大勇报告的思路与结论表示了高度认同。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报告的题目是《世界历史论述的时代要求与学术话语——从三部世界通史著作观世界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汪朝光通过论析三部世界通史反映出的编写缘由、优劣、叙述的重点内容（如以政治史为中心），以及与苏联世界史著作的关系，展望未来世界史学科发展应当把握的诸多议题。

与谈人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对汪朝光的分析非常认同，并且表示汪朝光对世界史学科的展望很有意义，希望更多世界史研究者听到这些展望。此外，王立新也分析了世界史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关系处理有些欠妥、主要是纵向视角而非横向视角、更新较慢等。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报告的题目是《政治史研究与中国传统核心观念的当代价值》。杨念群分析了“统治”、“治理”、“纪纲”等传统观念，反省中国近代史学革命带来的“思想”与“事实”分离所造成的后果，进而昭示了传统概念在现代历史转折中发挥的延续性作用。

与谈人田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要从政治学角度谈杨念群的报告对自己的启发，如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理论与政治史之间的断裂，“统治”与“治理”的辨析以及传统价值在当下的继承与转化等。田凯同时指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需要阅读更多中国政治史的材料。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报告的题目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荫桓访问欧洲及其对国际形势的预断：戊戌时期清朝的外交失败与边疆危机》。茅海建指出，早先认识多对张荫桓评价比较高，甚至认为其是外交能手。茅海建由此入手，以一份张荫桓未呈递的奏折为切入点，将张氏的外交实践与思考置于宏观时局之中，聚焦重要细节，详加考辨，对前述结论提出质疑。其指出，张荫桓并非好的外交家，外交能力亦颇不济。不过，相对于张氏的肤浅，其政坛对手徐桐一派更属无知。清廷之失败与危机，在所难免。

与谈人马忠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此次报告承袭了茅海建观察问题的一个视角，即清朝领导层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指出有必要通过对比李鸿章与张荫桓两人，进一步厘清相关问题，并对张荫桓部分行程是否属于私自出访提出了商榷意见。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华立场：山东问题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王笛表示，此次报告是其正在撰写的一部书稿的一部分。在简要回顾已有研究后，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直接收回山东半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美国仍然给予日本非常大的压力，让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与谈人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表示外交史研究不能采取一种固化的两分法。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太大的差距，不能以没有达到最佳的理想来评价外交，并提出陆征祥在访美后对山东问题态度转为积极，是否与美国鼓动有关。

唐启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唐启华指出，百年前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和会就是巴黎和会。陆征祥是中方在和会中的核心掌舵人物，具备相当的不可替代性。《觉醒时代》对陆氏形象的处理，吸取了学界近几年的成果，并指出全球外交史都在走下坡路，传统外交史的路子有越走越窄之势。

与谈人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则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外交史在中国大陆算是比较热的领域。如何评价巴黎和会的外交，是挑战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个问题。如何为陆定位，也挑战中国学界的智慧，对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前是否亲日，提出了商榷意见。

杨天宏与何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的题目是《“尊重主权”与维持“必要之恶”：论美国外交在法权会议中的两面性》。报告通过考察反映美国法律界主流舆论的英文期刊，对法权会议期间美国受其国内法界舆论影响，在坚持华会强调的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同时，于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上维持“必要之恶”的对华政策两面性，进行了分析探讨。

与谈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指出，美国的司法调查，从根本上属于总统的职权，与法院没有关系，不太适合作为反思司法独立的切入点。关于所谓西方标准，大量西方法史研究已指出其模糊性，乃至欺骗性。揆诸史实，中国最终废除领事裁判权，也并非司法上的改进。法律上的很多考量仅能作为参考。对美国尊重“主权完整”的表述，也应结合具体历史语境理解。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报告的题目是《晚清电报之争的政治意蕴》。江沛指出，电报引入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以中西文明的碰撞为背景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其过程大体经历了1860-1870的峻拒阻遏、1870-1879的欲拒还迎以及1880-1900的实利至上等三个阶段。由于思维束缚，清人无力判断电报经济价值与全球化的潮流。此外，应关注边疆安全之于基础决策的重要性，注意阐释历史复杂性中的合理性。

与谈人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表示，电报引入中国展现出晚清四十年技术革新带来的新气象。同时，也对既有信息控制带来冲击。自己在阅读文献时，注意到杭州一个普通官员的后代 ，在1883年已经用上电报。

赵晓力（清华大学法学院）报告的题目是《从单系偏重到双系承替：清末变法以来我国家庭法的变迁》。赵晓力系统回顾了相关法条中关于继承问题的规定，指出近些年民间出现的两头婚是对中国古代宗法制的返本开新。

与谈人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首先引用章太炎相关论述，表示家庭结构问题极为重要。两头婚是计划生育的产物，表现的是一种男女平等，但不一定是为了实现平等观念，而是为了各自的一种延续，由此联想到清代流行的兼祧制度。以后，可能会回归到比较传统的家庭传承方式。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聚焦千年：晚清士人对“世运”之认知》。章清指出“变”构成近代中国的基调，有必要关注晚清时人如何认识与感知“世变”。在西力影响之下，时人思考的时间尺度从千年转向百年。同时，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也被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中。

与谈人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指出报告切合这次大会的主题——“百年锐于千载”。随后，对报告重点讨论的“运会”概念进行了补充说明，提出古代中国是否惯常以千年为观察尺度，并指出“运会”这种传统观念不只是一种消极的约束，与近代的进化论不是完全对立。梁启超便将进化论融入“运会”，提出文明的运会观，进而构思中国的未来。“运会”原来是天命，现在则为历史必然。

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瞿秋白的三重世界》。他首先谈了自己从关注进而着手研究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其次指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流露出的复杂性，将爱情上的自我牺牲、政治上的自我放逐、精神上的自我否定熔于一身，将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与敏感细腻、悲观踌躇的精神气质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具有高度内在关联性的精神特质相互交织，正是二十世纪投身中国革命浪潮中的知识分子心灵跃动的真实写照。

与谈人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报告作了简要的评议。他认为，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现有研究中，从情感、心灵的视角出发所作的成果仍然不多，对瞿秋白这一问题的讨论很有意义，能够反映出革命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扎根的过程。他同时认为，《多余的话》作为个人自述性质的材料，其形成过程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瞿秋白个人所处的历史情境。具体而言，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瞿秋白的个人际遇、面临的政治环境前后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思想文本与具体行为实践之间难免存有一定的张力。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报告的题目是《比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革命》。他认为，为了更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需要将其放到近代以来社会革命与国家建构的潮流中进行考察。他以布林顿、摩尔、斯考切波、戈德斯通等人对世界革命的比较研究为例，分析了西方学者关于革命起源与后果的不同解释框架。在思考二十世纪中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之异同后，他对三国革命的同与异，以及从比较视野出发深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研究的具体路径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

与谈人王也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这一问题作了评议。他分别比较了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异同，并且就革命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路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告的题目是《是“拨乱反正”、“拨正反乱”？还是“病药相发”？——以“拨乱”不“反正”的新时期群众路线重构为例》。他首先梳理了中国大陆“革命-后革命”历史经验过程的主流认识及其形成过程。他认为，对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做出根植历史内在的深度清理，离不开在“病药相发”历史意识的导引下，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进行认真审视和细腻检讨。同时，也离不开以之为线索，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进行重新把握。

与谈人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当代历史距今不远，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由自主的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当代人治当代史的难处。同时，他结合自己研究群众路线的体会，结合报告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方德万（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的报告题目是《“王明的武汉时刻”：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阵线》。他认为对武汉会战的传统叙述，大多将其置于抗日战争、国共关系的脉络中展开，较少忽视这场战役的世界背景。实际上，这场大规模战役并非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事，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列举印度尼西亚两位人物的私人通信以及尼赫鲁、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言论，揭示出这场战役在全球多个地区如西班牙、法国之间引发的联动效应。从而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走向之间的关联细致地勾勒出来。

与谈人赵旭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方教授的报告视角新颖，拓宽了抗战史研究的思路，启发学术界将国际共运史、跨国革命史、比较革命史的视野纳入到抗战史研究中去，发掘欧亚双方在同一时空之下的互动关系。接着，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性质、苏联欧洲政策转向、中国内战与西班牙内战的比较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共产国际的解散》。金以林指出，共产国际解散是斯大林为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对英美作出的政治妥协，这一行动加快了欧洲战事的进展。他细致梳理了毛泽东、蒋介石对共产国际的解散所作出的反应，以及这一事件引发的国共党内政治态势、国共关系乃至国内政治走向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他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毛、蒋的处置策略有所不同。对蒋介石而言，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对日作战问题同等重要。对毛而言，共产国际解散前后，处理国共问题成为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显然，毛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比蒋更胜一筹。

与谈人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对国共两党的冲击仍有许多历史细节需要挖掘。这一事件，对国共两党未来道路与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她以《中国之命运》为例，谈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政策变动。

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世界革命纠结”》。桑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包括革命史的研究，因为历史太短，许多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他围绕“世界革命”这一问题，从世界革命的来源、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勃兴、世界革命造成的困局以及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与谈人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针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详细阐释了列宁、斯大林世界革命理论的具体内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周锡瑞（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报告的题目是《全球背景下的地方微观史：陕甘宁边区的起源》。他首先报告了关于陕甘宁边区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阅读档案文献并前往陕北田野调查，周锡瑞认识到陕甘宁边区的成长，与该区域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历史因素可追溯至晚清的回民起义。1935年，刘志丹成为陕北革命的领导人，整合了重视军事的陕甘力量与党组织基础较好的陕北力量，短时间内夺取了26个县城。这一成功促使原本计划打通国际战线的毛泽东调整长征目的地，延安也因之成为“意外的革命圣地”。周锡瑞指出，地方史研究关注历史发展的具体、微观条件，但必须结合更广泛的全国性背景和国际背景，如此地方的发展才有源可循。

与谈人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关注内生性因素以及思考历史事件中意外和必然的关系，是周锡瑞教授一直以来的学术关怀，指出陕甘宁成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意外因素，给人以很大启发。由于中共革命具有外来性和流动性两种关键特征，历史研究者除了探讨同一事件在不同地方的表现外，也应注意微观路径和宏大视野的结合。

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1936 班（The Class of 1936）》。她以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一二·九”笔记为切入点，同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对抗战爆发后进入中共的第一代城市青年的研究感悟。叶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中共革命被认为是一场农村革命，但1936年以后，成长于战争乌云之下的城市知识青年逐渐转向革命、加入中共，这些“一二·九”或“三八式”干部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这些青年的取舍进退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如何，以及进入中共后的遭遇和晚年处境，或可实现将人带回革命史叙事中的目标。

与谈人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认为，北伐前后也出现了大批北方知识青年前往南方的现象，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抗战初期城市学生前往延安，则明显受到战前左翼思潮与左翼文学的驱动。这批知识分子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齐慕实（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报告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党：革命，动员，治理》。他围绕党内知识分子与执政党的关系展开报告。齐慕实教授认为，执政党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是因为它们都需要教化型的官员来推动其党国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治理。这一治理模式之下，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值得思考：知识分子为和选择参与其中？知识分子的能动性有何体现？不同的知识分子有怎样的不同？

与谈人叶维丽（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认为，中共成功执政的经验一直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齐慕实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提出“意识形态治理”这一关键概念，颇具穿透力。叶维丽教授还指出，运用访谈材料时，要注意访谈完成的年代以及采访者的身份对访谈对象的叙述的影响。

周杰荣（西门菲沙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万晓塘与天津文革》。他主要分析了万晓塘之死引发的政治争论。周杰荣教授认为，目前没有关键材料可供参考，西方学者往往先入为主，做出没有证据支持的判断，有必要采取新的视角，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如何解释万晓塘之死，又为何这样做。周杰荣教授指出，学者需要反思过于简单的历史结论，思考政治人物的死亡具有的多重意涵。

与谈人徐庆全（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认为，周杰荣教授将中央、地方和个人因素引入死因之争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徐庆全研究员还结合新材料指出，周杰荣教授的部分解读可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王东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乌托邦文本在中国的出现：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构想》。他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例，分析了晚清中国理想社会构想的变化。报告从探讨传统中国人构思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出发，指出具有人人享有“天伦之乐”“无王赋税催科”“虽有父子无君臣”等特征的“桃花源”是传统中国理想社会的模样，这与政治性鲜明、强调规划和管理并且与城市密不可分的西方乌托邦理想很不相同。而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同书》全盘设计了政治和社会的理想形态，表现出鲜明的数学和几何思维，且强调个人独立，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格，反映出中国思想基本取向的变化。

与谈人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关注中国人理想社会的构思方式而非具体内容的研究思路，颇有启发性。此外，太平天国受儒学传统和基督教思想的双重影响塑造了新的理想社会，有些计划还付诸实施，也值得重视。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报告题目是《个体与群体：人类社会的认知与互动模式》。马戎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角度出发，反思了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决策逻辑、行为模式的延续与变化。马戎教授认为，“个体”与“群体”是人类社会进行认知与互动的两种视角，二者缺一不可。而近代以来，“敌人”与“自己人”的观念伴随着战争与社会运动涌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它以群体看群体，忽视了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进一步表现为革命者内部不能包容不同意见，出现了革命者和反动派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敌人”概念逐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今日中国仍需继续坚持跳出敌我关系、尊重个人特性、推动依法治国的思路。

与谈人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分享了自己对报告缘起与内涵的理解，指出马戎教授长期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不仅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对待不同族群的文化与政治模式，也曾围绕共产主义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等问题展开反思，一直探索着群体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渠敬东教授还强调，随着现代国际秩序发生变化，不同文明的冲突接连不断，每个人都应当思考如何找到敌我关系思维模式之外的应对思路。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报告的题目是《学习僭越教育：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想象、实践与困难》。刘云杉教授从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的矛盾出发，反思了教育改革中教育功能的分离与断裂，指出从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以来，作为批判对象的“应试教育”，内容清晰，目标明确；而“素质教育”则内涵模糊。社会核心竞争的场域被移植到学校之外，导致教育筛选功能与培育功能的分裂；而学校内一味强调学生主体、探究学习、多元价值的博放教育，则导致了教书与育人的断裂。如果只是简单移植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而不加以反思，宽松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培育出平庸的一代。

与谈人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充分肯定了报告的贡献。贺照田教授指出，未来如果有机会进一步解释中国现代观念与美国进步主义观念差别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探讨中国接受西方教育思想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将会有重大意义。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报告的题目是《浅议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学》。他引入“话语”这一概念，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演讲与论著的语言要素与语法规则。萧延中教授指出，毛泽东的语言特别贴近民众感情，且通过“翻身”“解放”“拯救”等概念订立了善与正义的标准，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论证了革命与建设的合理性，因此其话语具有情感性、伦理性、真理性三大特征。从“政治语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语言中内含着斗争法则，强调人精神重塑的伦理纯粹性，大量使用军事术语及如“干革命”一类的动名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与日常生活。

与谈人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萧延中教授的研究深入了毛泽东话语的内部，读来心有戚戚。如果未来能够对毛泽东话语影响力演变的过程加以分析，并探讨这套话语如何影响当代学术研究，将会给学界以更大的启发。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有力量：毛泽东组织思想研究》。他从“为何组织”“如何组织”“组织如何”三个角度分析了毛泽东的组织思想。胡英泽教授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以家族和秘密会社为代表，具有落后性和脆弱性，为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觉悟程度，承担起革命的组织责任，必须组织军队和民众等各种力量，才能实现战胜敌人和顺利建国的目标。要坚持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必须避免脱离群众、组织过多等问题。

与谈人黄江军（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认为，胡英泽教授抓住了组织这一关键词，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组织的有效性，这一概念史的研究路径极具启发性。组织以及对组织的自觉其实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毛泽东的组织思想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毛泽东组织思想如何流变、其组织思想资源来自何处、实践情况如何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应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他在报告中探讨了如何将经史互鉴的思路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经”指的是奠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的核心文本，研究“经”时需要确立概念的中心性，深入分析概念形成的谱系。“史”则指的是“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复杂变化，讨论“史”的问题则要抓住最独特和鲜明的内容。按照“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三种路径践行“以史解经”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重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

与谈人尹钛（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认为，中共党史研究近年来确实受到地方史和微观史的冲击而日益碎片化，应星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颇具启发性。在未来的研究中，“经”之性质与“史”之本质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报告的题目是《私家材料与档案纪事：上海电影人的1950年代》。张济顺以长辈从影经历为切入点，结合私家档案生动细致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日常政治。张济顺教授指出，革命进入日常的过程非常值得关注，这一方面表现为上影厂内党组织如何处理专业与信仰的问题，如何扎根基层、发挥影响；又表现为演员个人如何调适个人追求与服从组织的冲突。经由党“自己人”的视角，回归电影拍摄、制作过程的领域，有助于学者探索电影史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与谈人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认为，张济顺教授的报告兼具勾勒微观政治生态和书写个人心灵史两种视角，不仅呈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故事，也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方法，提示学者关注“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如何影响城市，关注党员如何平衡职业身份和政治身份。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私情与粮食：双统时期山东L县的乡村政治》。曹树基结合一件由村民捏造的男女私情案件，探讨了统购统销时期村庄内的政治生态。曹树基教授认为，由于大户不满干部的高压征粮政策，故意捏造一桩干部与村妇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丑闻，藉此表示反抗。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中的粮食控制，最终实现了对村庄的全面控制。

与谈人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认为，私情与粮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曹树基教授不仅根据干部档案发掘出了一则生动的故事，也将其置于统购统销政策中展开分析。事件如同水体上的浪花，历史学家除关注微观事件外，也应深入历史结构。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八千上海人在闽北山区的生活史（1958-1962）》。他在报告中描绘了1958-1962年八千上海人转入闽北山区的生活图景，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劳动教养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况。金光耀教授指出，劳动教养制度与经济需求和改造社会的要求有关，8114名劳动教养人员被送往闽北山区砍伐毛竹，既是为解决上海毛竹的短缺，也暗含打造玻璃板一般纯净划一社会的希求。

与谈人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认为，也需要注意劳动教养制度背后的理想因素，即打造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均是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社会。八千余名上海人被送至闽北的工作由基层组织完成，也反映出基层社会由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过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既有研究多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称，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命名之，而忽视了其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分裂的事实。由此出发，许纪霖提出区分“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两组前后递进的“理想类型”。他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的其实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主义兼容的柔性化“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了1920年底以后，才逐步认同“刚性化主义”，即“一元的列宁主义”。

与谈人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许纪霖对中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演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讨论意见，如“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正式词汇在中共党内提出的时点、维经斯基与马林是否列宁主义者、陈独秀是否注重意识形态等。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关于1949年以来中国国家建构路径的思考》的报告。既有研究大多强调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延续性，周雪光则从“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三个角度出发，指出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的分水岭：从帝国、民国到共和国，从疏放式集权到社会各层次领域高度整合的组织形态。这一转折的核心是组织形态的转变，即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延伸至国家治理形式，史无前例地将整个社会高度组织起来，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与谈人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表示，中国有“强国家”的传统，而“文革”事实上挑战了“强国家”传统与官僚体制，为社会带来大量动态能量。此外，目标型国家属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证伪性、规章与制度的张力，都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报告的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的党史》。赵鼎新指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点背后蕴含的组织学原理，并以此对列宁主义原则何以在中共党内更易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何破裂、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如何发展壮大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何以成功以弱制强等问题，给出了组织学解释。

与谈人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中共革命是一种非常态，革命过程中有些成功经验，可能与立足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组织的既有社会学、组织学理论相悖。除了关注既有组织学理论解释得通的部分，那些与组织学理论相悖的部分，更值得史家讨论，那些方面正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独特创造。例如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中强调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优待俘虏、尊重人格等，从战争文化的角度看非常具有独特性。这些经验事实可以反过来挑战和充实既有理论。

关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报告的题目是《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进程中，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张力造成了国家建构内外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对三种解决方案的梳理，关凯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与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主导的“国族建构”均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步，方解决了民族主义因政治与文化一致性问题产生的内部结构难题、完成国家建构。

与谈人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表示，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故其现代国家建构势必要重新生产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不仅靠政治制度。新中国建立初期以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一度取得成功；但“文革”结束后，由文化传统、宗教、自然、血统所维系的民族认同再度反弹。

李放春（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报告的题目是《“团结人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实践为例》。李放春梳理出中共“团结人民”政治实践中的三条经验：一是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是合理调节纠纷，设立团结公约；三是在经济生产中注重民族团结，在多民族杂居山区建立合作社时注意听取各族农民意见。

与谈人吴启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有从多元多体到多元一体的转化过程。在西南地区，中共更强调民族一体而非阶级一体，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汉人与非汉人的矛盾。此外，西南地区同时具有逃避国家与寻求统治两种倾向，引入这一架构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告的题目是《当代文学（1940-1970）的民族形式建构与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局势》。贺桂梅勾勒出前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形式建构的阶段性变化与跳跃，及其与不同时段全球体系的关联。发展阶段分为四：1940年代的“民族化”时期，1950年代的“苏联化”时期，1950-60年代之交的“中国化”时期，1960-70年代的“世界化”时期。以上阶段变化折射出“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与“民族主义”文化实践二元一体的结构特点。

与谈人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艺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工具，但新中国文学所提倡的民族形式与展现的民族意识，并不导向民族主义，而是国际主义。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报告的题目是《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调研农村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的报告。李金铮认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有几个特点：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方法来调研中国的情况；注重中西农业经济的比较研究；注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改良提出具体意见。李金铮指出，卜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其思想资源和经验方法来自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他结合西学所习和在华调查，对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有益建议，这和“中国农学本土化”并不矛盾。

与谈人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指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调查有许多优点，如调查内容细致周密。分配学派对卜凯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卜凯研究农业经济时只关心农业技术，不关心生产关系。这样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里也予以了回应。另外，对卜凯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他的抽样方法和数据真实度未必可靠，因为他派出调查的学生大多家境优越，可能更容易调查到一些条件好的农户，而且农户在应对调查时可能因为担心被政府摸底而会谎报数据。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1943-1949年龙岩扶植自耕农运动及其经验在台湾的传播》。“扶植自耕农”作为一种渐进式土地改革的方式，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受到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推动。毕业于地政学院的林诗旦就任福建龙岩县县长后，在全县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征购与再分配，使得当地农户普遍自耕农化。林诗旦在龙岩的地政经验扩展为《闽西土地改革方案》，并影响了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在台湾开展的土地改革。

与谈人李放春（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指出，张侃的研究不仅关乎龙岩地方史，而且连通了龙岩经验与台湾土改，这是以往学界少有重视的。一般以为，土地改革是国民党政权退至台湾后才真正开始重视和实施的事情，主要是受中共夺取政权这个外部因素的刺激。张侃的研究则提示，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一条土地改革的思想与实践脉络，主要是以萧铮为代表的地政学派，我们对此应予以关注。

张藜（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报告的题目是《科技援助与革命输出：以古巴土壤研究所援建为例（1960-1969）》。张藜利用中国科学院档案，如毛泽东、周恩来与古巴方面的会谈记录，中国驻古巴大使、中方科学家等在援建事宜方面留存的文献，复现了1960年代中国援助古巴土壤研究所的过程。张藜指出，援建古巴土壤所虽然使中方在土壤学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科学认知，但援建更主要是出于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需要而进行的“应急性外交”，中方对此的投入和最后所获回馈是不相称的。

与谈人徐庆全（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指出，古巴希望加强对本国土壤的研究，一个重要背景是古巴以产糖为主的单一化农业经济，古巴非常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增加粮食种植的比例，这就需要先研究当地的土壤。胡耀邦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里就提到过，中国科学家去古巴帮助当地种水稻，但发现土壤不适宜种植。他建议张藜老师的文章可以围绕古巴农业经济这个背景再做一些讨论。

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的题目是《“四大文明”说的形成与传播——跨世纪的对话》。“四大古代文明”是中日两国长期存在的传统说法。中国研究者陈明远提出该说法出自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石川祯浩进一步考察梁启超的文本，发现其来自日本东京专门学校历史学教师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和《西洋上古史》。再进一步考察浮田和民的文本，又发现其引述自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由此勾勒出中日两国流行的“四大文明”说的生成和流转路径。由于梁启超本人巨大的影响力，后人产生了梁启超首倡“四大文明”的误会。

与谈人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指出，我们更应该关心知识转移过程中转移者基于何种想法对这一知识进行了转译或者再生产。就石川祯浩先生的研究而言，如果我们只是梳理出李特尔、浮田和民、梁启超这样一种线性、平面的关系，就轻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历史行动者的性质。实际上，梁启超自己并不关心一个作为信息的知识，我们主观地假设是梁启超的说法影响了后世的知识流传，这是没有确切证据的。此类研究有目的论的色彩，研究者自身预设了一个线性的梳理，认为历史事实就是沿着这条线性发生的，因此陷入了本质主义的陷阱。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历史的行动者基于什么想法去转述和再生产知识，而非知识本身。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报告的题目是《从“生民”到“人民”》。“生民”是王朝时期流行而在近代式微的概念，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出生之民，二是生民之道，三是天地所生之民。生民之道不同于现在所讲的经济学，前者讲求追逐和累积财富，强调占有，后者讲求货物钱财的均衡流通，不是为了占有。近代以来，随着民约论、新民说、兴民权等权利意识的注入和公共精神的塑造，生民概念逐渐式微。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钥匙就能打开不同的历史库藏，这是讨论生民概念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与谈人李里峰（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指出，吴重庆的报告充满了哲学思辨，“民”这一概念的确是政治学研究里特别受人关注的议题。生民的含义里，有天地所生之民之意，使得生民和臣民区别开来。这种强调天地自然产物的论说，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里的自然法概念有些类似。中国近代以来，生民概念向人民概念的转化过程是很复杂的，两者之间应该仍然有延续性，生民在传统君主制框架里展开，人民在宪政共和等政体里展开。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报告的题目是《黑力攸关——非“中间地带”的革命与黑人的政治表象》。“中间地带”革命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革命话语，在此之外，毛泽东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还提出了一种可谓之为“非中间地带”的革命言说，具体是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从种族歧视斗争转到阶级解放斗争。美国黑人罗伯特•威廉是重要的触媒，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声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并于1963年受邀来华访问。在华期间，罗伯特•威廉的关心点从种族问题、民族问题转移到阶级问题，认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将黑人民权斗争纳入到“非中间地带”革命的话语内。

与谈人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指出，孙江的研究把美国黑人民权斗争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关联起来，这是冷战时期世界历史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面向，他利用中国的档案，详细研究了中方如何与罗伯特•威廉互动，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评判和声援有色人种争取权利的斗争，毛泽东时代常用的阶级斗争论、帝国主义论、世界革命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不再使用，而改用人人平等、种族平等这些价值话语。另外，论文题目里的“黑力”可以考虑改为“黑人力量”，俾读者从标题里准确领悟作者的意指。

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的主题为“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由渠敬东主持，钱乘旦、王缉思、俞可平、萧冬连、刘世定、周黎安与谈。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指出，中国走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走到了时代的关键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面临着节点，因此讨论过去的一百年对于未来十分重要。因此，此次讨论既然跨学科，也就可以对这一百年的各个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百年大变局”进行了阐释，第一条线是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第二条线是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第三条线是国际体系的演变；第四条线是中国的发展，这四条线共同构成了“百年大变局”。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了阿富汗、拉丁美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例子，说明世界各国千差万别，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世界应该理解中国，但中国也应理解世界的千差万别，但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也比较不足。如我们常说东西方关系，但对于世界许多地方来说，他们至少未必有东方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大历史观的认识与对世界的总体看法。

俞可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指出，新的中华文化需要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有机融合，如果割裂开来，或片面坚持其中某一种，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作为学者，我们首先应当对不同的文化保持包容的心态。

萧冬连（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从当代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建国后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具体而言，大致是对苏联模式对中国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东西方冷战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前期制约与后期提供机遇，战后新技术革命、全球化为改革开放提供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指出，百年中国最大的制度变迁，可能就是产权的变迁，社会学家关注产权，与经济学家不同，主要是关注产权结构如何被社会界定，如何在社会中与其他力量的互动中变迁，亦即对产权变迁机制的考察。社会学家把产权理解为对经济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状态。因此，在社会调查中可以发现，当下产权的认可十分复杂、暧昧，产权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社会普遍高度认可的稳定状态，故而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将百年中国分为革命战争、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论述了中国如何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但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抗拒、纠缠，最终走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总体上，这三个时期都经历了创造性的融合，是多样性的结构，没有既定的模板，同时又继承与发扬传统，并结合了中国每个阶段的特性。

圆桌讨论的最后，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总结说，与谈老师或从百年来历史发展与国际秩序的大脉络中讨论中国的走势与位置，或从具体运行机制出发讨论问题，这对分析大问题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着手点。过去的一百年也意味着未来的一百年，因此这一场圆桌讨论十分有收获。

 · 结束语· 

在会议的最后，王奇生（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主任）做了闭幕致辞。王奇生特别感谢北京论坛组委会对本次学术活动的鼎力支持，并表示期待将来的学术会议更加注重跨学科对话，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应当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后，来自9个学科的80多位学者参与的“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论坛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