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康奈尔大学教授

一元文明观的盛行

在这篇简短的演讲中，我将提出两个基本论点。第一，文明具有多重形态和多元性质，这是对于文明的最好理解。第二，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坚信,自己的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但在文明多元性这一中心点上,它们其实同其他主要文明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我关于文明多元性的看法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并在东西方都受到广泛喝彩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具体来说，保守派主张，文明由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文化范式所组成，其核心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则认为，可以用明确及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类行为是否得体或是否“文明”作出判断。我的文明多元观同这些看法是不同的。

文明是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上、全球社会之下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基础是都市精英赖以攫取农民资源的都市生活形态和劳动分工。在文明的中心，往往存在着宗教传统与世俗传统、尤其是与文学传统交错混杂的情形。

浸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一元论肇始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到了十九世纪，关于文明单一性准则的一元论被奉为圭臬。这种文明单一性准则根植于种族、族群归属、宗教以及欧洲文明优越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信念。然而，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看法并不是一种仅仅在欧洲历史上才存在的现象。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看法在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众多具有保守倾向的支持者中赢得了广泛赞同 （这本书已被译成39种语言）。很多致力于改善法治并提升善政全球标准的自由派人士，也持有这种看法。进而言之，这种一元观在当今所有主要文明中，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还是伊斯兰世界，都大有市场。相信所谓蛮夷兵临文明城下的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亨廷顿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拾起了这一陈旧的一元文明观。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或可称为冷战终结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有内聚力和共识基础的、凝固不变的，且具有如同国家般的行动能力。然而，亨廷顿在坚持一元文明观的同时，却又接受在一个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上多样化行为准则的存在。他对九一一事件的准确预感增强了其著述的可信度，从而使他的书至今依然受用。然而，相对于学术界来说，一般公众却很少注意到亨廷顿对于所谓文明冲突夸大其辞的事实。大量的分析评论令人信服地表明，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涉及了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自从冷战终结以来，这一关系可以最恰当地概括为接触或交往而非冲突。然而，该书的广泛号召力并没有因为亨廷顿关于中美冲突的误判而消失。

与亨廷顿相比较，自由派反其道而行之。与亨廷顿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更愿意承认任何一种特定文明的内部都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范式，但他们同时又很难抛弃那种认为只能用一种标准来判断文明间关系是否恰当的观念。在有关失败国家、善政良治的标准、财产权利以及市场透明化等问题的长期而激烈的论争中，自由派的这一倾向表露无遗。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自由派的论述往往都是以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行为准则为前提的，且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欧美自由主义的公众话语中，“西方”普遍是用单数形式来表达的：它建立在西方理性发展的基础之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实质性存在，并不断地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进来。

无独有偶，在亚洲同样存在着一种受到西方理性思维浸染但却是反西方的“逆向话语”，并同样受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力推崇。关于亚洲文明执掌龙头的时代将要降临的呼声，或许已从昨天的日本转移到了今天的中国，并会转移到明天的印度。斗转星移，但这样的呼声却有增无减。这种“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一脉相承，同样以单数形式界定和表述东方与西方。持一元文明观的人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但他们所主张的一元论都隐含着知识上的误导性和政治上的危险性。

多重与多元的文明：美国与中国

我在此主张，文明是多元的。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来看，那种认为“西方”有着一成不变的集体身份认同、并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凝聚力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曾经是西方最顽固的敌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强力整合，它却成为力图遏止“东方野蛮专制统治”潮流的“西方文明民主国家”联盟的一员。此外，尽管英美模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多样化却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根据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历史分析，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禁欲基督教文明；西欧和中欧地区的拉丁基督教文明；以及东南欧的拜占庭文明。连接这三大文明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盘踞伊比利亚半岛、横跨非洲及欧亚大陆的伊斯兰贸易圈，以及同样从事贸易的犹太文明和维京文明的相关部分。由此可见，西方的多元化是无可否认的。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西方文明，也存在于其他文明。例如，中华文明并不是围绕着无可争议的儒家文化或亚洲价值观凝聚而成的。事实上，同美国一样，作为中华文明内部多元性以及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反映，中国也经历了围绕着真理的论证而发生的种种冲突。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中国的儒家文化同样有其多样性，并经历过种种内部争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儒家文化作为帝制的工具而遭到了唾弃，并失去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今天，由于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形形色色的新儒学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儒家文化曾被广泛视为导致中国诸多弊病的主要因素，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却积极致力于复兴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尊卑有序、礼尚往来、伦理纲常的价值观。而从这些价值观所引申出来的政治品质，即仁、义、礼、智、信，如今已不再被视为糟粕，而是被颂扬为社会的财富。

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和宗教关怀对解决当代中国的若干迫切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杜维明的相关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著述以及多重现代性的概念一脉相承的。对杜维明来说，“文化中国”的要旨在于明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意义。杜氏所言的“文化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上、语言上或种族上的概念，而是由大中华地区的跨国关系以及文明与野蛮之间不断变更的边界这两大要素所界定的。文化中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华人世界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对话，过去处于华夏世界边缘的地带，现在却突然担当起了帮助中国走向文明这一自己并不熟悉的角色。而在中国之外受到了中华文化影响的区域，儒家文化的各种传统在日本、韩国和越南争奇斗妍。简而言之，儒家文化有着不同的形态，它并不是根植于帝国、政体或现代民族国家土壤之中的中国人特有的本质属性，而是超越了国界、沿着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被广泛加以运用的一种文化资源。

进而言之，在中国大陆本身，儒家文化传统与道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宗教、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等其他传统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而更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带有地域特征的多元文化传统的复兴。中国通常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在这次演讲中，我只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世界性视野和经济的充满活力，与中国内陆地区的爱国情怀及经济的相对落后，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多元的传统，并引发了中华文明内部各种不同看法之间充满生机的辩论。而这些辩论也会影响到中国以外其他文明的命运。频繁经历巨变的当代中国好似一个在狭小浴缸里不断翻滚的巨人；巨人翻滚时难免水波四溢、遍地狼藉，并因此而可能波及邻居。

作为一个在北京发表演讲的美国人，我选择以美、中两大文明为例，来论证文明具有多重形态和多元性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一样是完全常态的，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我在今年夏天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对世界上所有其他主要文明也进行了与此类似的论证。诸如“东方”和“西方”之类的概念，并不能精准地描述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也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未来。这类概念范畴炮制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在那里，追求名利的知识分子们发起学术论战，争权夺利的政客们则误导公众卷入无谓的政治冒险或军事对抗。

保守派笃信军事实力压倒一切。自由派则认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规范是普世价值，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越其他所有规范的优越性。多种文明并存的事实本身，便是对于这两者的釜底抽薪。几十年前，约瑟夫•斯大林曾不无嘲讽地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教皇手下有几个师的部队？”曾几何时，出身波兰、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罗马教皇却成为将苏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推动力量。而如果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真有艳压群芳的天然魅力的话，那么自由派便完全没有必要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用心良苦地培植其理念的吸引力了。毕竟，只有在世俗自由主义所供奉的普世标准为人们所心悦诚服地接受时，它才称得上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文明的政治进程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冲击了盛气凌人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成见，颠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种种敝帚自珍的观念。

和其他各大文明一样，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个案中，文明内部的多元性因其所处的大环境而得到了加强。这里所指的“大环境”，并不是国际市场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这两个概念虽然被频繁使用，但却有着过分空泛和过度抽象的硬伤。这里所指的是“全球家园”（global ecumene），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全球家园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不是一套统一的标准，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共享的价值理念的宽松认知，其中包含着人类和而不同的辩证观。这种对于共享价值观的宽松认知，是以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为核心的。由此，全“人类”的“福祉”和权利不再是任何单个文明或若干文明或政治结构或意识形态的特权或产物。相反，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技术手段和人权的规范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力，并为所有文明提供了参照的范本。这一家园并不指明行事的政治路径。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范本。尽管人们常常会偏离其道，但这套范本却构成了当今所有文明体系中政治权威及合法性的基础。所有国家、政体和帝国都宣称其服务于个人的福祉，而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的原则也获得了普遍承认。这两种进程的存在加强了文明所固有的多元性。它们既打击了将单一标准强加于多样化世界的知识领域及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也抵制了迫使我们接受任何或一切政治行为的相对主义价值观。这两种进程体现了包容一切主要文明体的现代性文明的特质。它们瓦解了专制的政治能力，削弱了滥权的道德基础。

文明进程

文明不是一种先决条件，而是由人类实践所开创的进程。那些自诩文明的人都曾有过蒙沌未开的过去，且无法确保不致落入退化堕落的未来。这些实践活动日积月累，形成了诸如“美国化”或“中国化”的文明进程。它们不断地塑造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行为上及符号上的疆域。在当今世界上，这些实践进程交汇成一种全球范围的现代性文明。

在人类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跨文明的交往及文明间的碰撞。文明无论就其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而言，都带有论争和异议的烙印。文明的论争产生不同的进程和结果。结果之一，是文化帝国主义，它将一种文明的规范与实践单方面强加给其他本土文化，必欲将后者的规范与实践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之二，是本土行为者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产品及实践的皮毛而非精髓。结果之三，是一个吸收融合的世界：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其规范与实践则因此而发生变化。这种结果最典型地体现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中。这是一种欲予欲取的文明进程，即信息、思想、价值观、规范、认同等文化资源的交流吸收。它所凸显的,是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社会实践关系的转变而非权力均衡的转变。

结论

在这篇演讲中，我强调了世界文明多元性与多重状态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中美两大文明并没有什么特别超凡出众之处，而有着同所有其他主要文明相似的地位。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过去三十年间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我因此而在这篇演讲中指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基本认知受到了严重误导。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能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多样化的世界，让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些偏见却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为唯我独尊的独白，从而导致文明不是走向交汇与交融，而是走向对立与冲突。

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仅仅一年前，世界经济曾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于这场危机，盘踞在欧美各大金融中心的一小群唯利是图、为所欲为的权势者和相关制度机构难辞其咎。国家的大规模干预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免于崩溃，但却无法阻止危机对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就其起源而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97年前，从东京流出的热钱流入亚洲各地，到处寻找高于在日本所能得到的回报。而2008年以前，华尔街在全球各地到处兜售它所发明的新的金融产品，而人们则误以为这些金融产品已经消除了潜在的经济风险。在这两个事例中，由于不同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文明体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措施, 危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为多种多样的制度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就是多样化的长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质。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逻辑；而多重状态和多元性质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发挥减震器的功能。协调而非冲突，是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

然而，我们或许会在未来走向一种不同类型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前景。这里所涉及的是汤因比以单数形式及大写字母开头拼写的“大文明”（Civilization）。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大文明”的持续生存能力面临着各种威胁，而这是整个人类和地球上的许多其他物种及各种生态系统所必须面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文明”认同的本质之所在是物质的，而不是原生的、话语式的、或主观意向的。这种大文明认同或许会激发起以追求“大文明”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人们早先追求民族命运共同体那样。但即便是在这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冲突即“大文明”冲突中，有关科学、社会运动、教育以及其他诸多层面的政治问题仍将继续居于中心地位。那么，多重和多元的文明是否蕴涵着足够的创新潜力及学习能力，从而能够成功地创造出捍卫“大文明”的应对战略？这是一个尚无确定答案的问题。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其1899年所作《东西方民谣》一诗中，开篇即吟诵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吉卜林是错误的。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不在于它们各自文化上的内聚性、封闭性或冲突倾向，而在于它们的多元性差异、多重形态、以及彼此间的碰撞与交融。我们应当抵制那些对事物作非此即彼的过度简单化划分的诱惑，而代之以开放的胸襟，把握住一位学者曾称之为“混杂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层面和政治上的机遇。“混杂的世界主义” 这一概念精辟地概括了不同文明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错综复杂的现象。而这种同异交错并存的现象，正是多重与多元文明世界的最本质特征。

谢谢！